基辛格《论中国》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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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从强盛走向衰落

　　随着十九世纪的进展，中国经历了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对其自身历史形象的冲击。鸦片战争前，它设想外交和国际贸易是承认中国强盛的主要形式。现在，她不仅进入国内动乱时期，还面临着三个外国挑战，其中任何一个足以推翻王朝。这些威胁来自各个方面，而在此之前几乎难以想像其有形 。 

　　欧洲列强跨海自西而来。他们带来的问题与其说是对领土防御毋宁说是对世界秩序观念的不可调和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列强只在中国沿海地区攫取经济实惠，并要求自由贸易和传教活动的权利。有些矛盾地，这被中国认为是威胁，但欧洲人根本并不认为它是征服。他们不寻求取代现有的王朝，他们只不过强加一个全新的—基本上与中国不协调的—世界秩序。 

　　从北部和西部，军事上占强势地位且具有扩张性的俄罗斯试图撬动中国的广袤腹地。俄罗斯的合作可以暂时收买，但它不承认自己的领域和中国边疆之间有任何界限。不同于以往的征服者，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侵占的领土帝国永久失去了。 

　　不过，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俄罗斯，没有任何野心取代清朝并声称天意；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清朝垮台，他们损失更多。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古代机构或大中华中心圈秩序的存活并没有既得利益。从东部，它不仅占据中国领土的重要省份，还想取代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大东亚国际秩序中心。随之而来的灾难令当代中国相当沮丧，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百年屈辱”，后来由共产党人以自信的民族主义主义形式统一国家而结束。与此同时，中国蹒跚而行的时代在许多方面见证了其克服应变的卓越能力，而其他社会可能经此一劫而完全破碎。 

　　虽然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恣意践踏并不断勒索令人屈辱的条件，***从未停止断然声称其中央权威和对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实施管理。当今的侵略者被当作如同几个世纪以前的其他侵略者一样，是苍蝇叮大象那样的小骚扰，不受欢迎地打断中国生活的永恒节奏。北京朝廷可以如此行事，因为外国掠夺大多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而入侵者只顾工商利益；正因为如此，同样符合侵略者利益的是，在广袤的中部地区，包括其大部分人口，保持平安。北京政府从而获得回旋余地。所有的勒索须经朝廷谈判，因此它站在这样一个地位，可以发挥作用互相抵销侵略者。 

　　中国的政治家手拿一副弱牌却技巧娴熟地玩“斗地主”，避免了可能更糟糕的灾难。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看，客观力量的配置会否定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大陆国而生存的可能性。但有着传统的中国强盛远见，即使在暴力挑战、殖民掠夺和国内动乱的浪潮猛烈冲击下，中国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它的艰辛。经过一个痛苦和经常羞辱的过程，中国政治家最后在其世界秩序崩解离析时保留了道德和领土要求。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这样做使用的几乎完全是传统方法。清朝统治阶级以古典风格写了一段雄辩的奏折，面对西方，俄罗斯，和一个崛起的日本所带来的挑战，强调中国需要实践“自强”和改善其自身的技术能力。但是，中国的儒家精英和普遍保守的民众对这方面的意见仍然相当模棱两可。许多人认为外国语言文字和西方技术的进口危害中国的文化精髓和社会秩序。虽然经过几个战役被打得鼻青脸肿，当时 占上风的派别决定，沿着西方路线的现代化非中国可取，而且无任何理由放弃中国独特的遗产。因此，中国面临帝国扩张的时代，没有任何国家规模的现代军事机器，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适应采纳外国的金融和政治创新。 

　　为了渡过难关，中国没有依靠技术或军事力量，而是两个深感传统的资源：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人民的耐力和文化信心。它制定了巧妙的策略，互相抵销新入门的蛮夷。负责管理中国外交关系的官员在各个城市提 供优惠，但他们特意邀请了多方外国人分享战利品，使他们能够“以夷制夷”，避免任何一个强权占主导地位。最终，他们坚持严格遵守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的国际法原则，不是因为中国官员认为他们是有效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限定外国野心的手段。面对两个潜在的压倒性竞争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占统治地位，而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击退他们，中国外交官让俄罗斯和日本互为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每一方侵犯的范围和持久性。 

　　鉴于几近阳痿的中国军力和其世界角色的豪气景愿之间的对比，保持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的后卫防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一成就没有庆功大会，这是一个不完整的、长达几十年的努力，由多次反复和内部斗争所标志，有时糟蹋了赴任者的身家性命，但最后挺过来。这场斗争使中国人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全靠其耐心和耐力担当，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作为最终防线。但它保存了中国的理想—作为掌管自己命运的大陆实体国家。有着伟大的纪律和自信，它一直为后来的中国崛起时代敞开大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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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

　　在西欧国家用其卓越的技术攻击下和面对俄罗斯和日本的新野心，如通过一条布满诡计奸险的航道，中国靠其文化的凝聚力和外交官的努力行船渡过险滩，特别在朝廷一脸迟钝的表情下显得相当身手不凡。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只有少数中国精英已开始认识到，中国不再生活在强势体系中，中国必须学习竞争力量集团体系的语法。 

　　一个这样的官员是魏源（1794年至1856年），他是一个中层儒家官吏，广州总督林则徐的同僚，后者因打击鸦片贸易引发了英国的干预，最终被迫流亡。虽然忠于清朝，魏源为它的昏庸自满深感担忧。他用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里收集和翻译的材料开创性地编写了一部外国地理研究 。其目的是鼓励中国越过紧邻边界的朝贡国而放眼世界。 

　　1842年，魏源著《海国图志》，其实质是对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研究，他提出将欧洲的强权平衡外交经验教训应用于中国的当代问题。认识到中国在面对外国列强时的严重物质匮乏—这一前提他的同时代人一般并不接受—魏源提出了中国可能会获得回旋余地的方法 。魏源提出了多管齐下的策略： 
　　凡有两策可制夷，或励夷之敌以攻夷，或师夷之长以制夷。凡有两法可安夷，或与夷贸易以安夷，或执条约以安贸易 。 

　　这是中国外交分析技能的一个典范，面对超强敌手和潜在的索求不断增加，他明白，坚守一个即使丧权辱国的条约将限制进一步的横征暴敛。 

　　同时，魏源从欧洲平衡原则出发，审查了能给予英国可见压力的国家 。魏源援引古老的先例，包括汉、唐、和清初如何管理具有侵略野心的夷族部落，他又审视全球，考查“英夷惧怕之诸敌国。”似乎 “以夷攻夷”的口号可以自我实现，魏源指出“西方的俄罗斯，法国，和美国” 和东方的“廓尔喀[尼泊尔]，缅甸，暹罗[泰国]，和安南[北越] ” 可以作假想候选人。魏源想象俄罗斯和廓尔喀从两个方面攻击英国最遥远和防卫不佳的利益，即印度帝国。 

　　刺激法国和美国对英国的长期仇恨，使他们在海上攻击英国，是魏源分析的另一种武器。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丝毫想法如何实现它。它对问题中的潜在盟国只有有限的知识，而且在其首都没有代表。魏源明白中国的局限性。在一个全球政治时代，他断言，问题不是“外夷不可用”；而是，“我急需用事之人”，“悉知彼之地理及互为敌友关系。” 
　　未能阻止英国的前进，魏源继续说，北京需要削弱伦敦在世界和中国的相对位置。他又想出另一个原创想法：把其他蛮夷邀请到中国来，让他们和英国较量贪婪，因此，中国有可能成为实质上分自家财产的仲裁人。 魏源继续（意译）： 

　　今英夷占据香港，广敛财富，争誉于诸夷，且大开通商口岸，让利于诸夷。与其使英夷让利于诸夷而纳其为伍，岂非我自让之而置诸夷于掌控之中为佳乎？ 

　　换句话说，中国应该给所有贪婪的国家提供优惠，而不是让英国为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分享战利品。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是最惠国待遇原则，任何授予一个强权的特权应自动扩展到所有其他 。 

　　时间不是中立的。魏源的微妙运作的好处需要用中国“师夷之长”武装自己的能力来衡量。魏源建议，中国应从法国或美国“请西方工匠至广州” “监造轮船枪支。”魏源总结了新战略，主张：在和平解决之前，“以夷制夷”；在解决之后，“师夷之长”，最后控制他们。 

　　尽管最初对技术现代化的呼吁不屑一顾，***采用了坚持鸦片战争条约字字千钧的战略，以设立一个西方要求的上限。一位朝廷大官后来写道，“据守条约之规，不使蛮夷略超之”，因此中国官员应表现“以诚和待之”，但悄悄地让他们排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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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

　　西方条约强权，当然，无意排好队，在耆英-璞鼎谈判之后，一个新的期望差距开始出现了。对于中国朝廷来说，条约是一个对蛮夷力量的临时让步，可以遵守到必要的程度，但从来不主动扩大。对于西方，条约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开始，在其中，中国将逐步纳入西方制定的政治经济交流规范。西方视为一个启蒙的过程，但在中国却被视为哲学上的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拒绝外国扩大条约的要求，包括整个中国的自由贸易和在中国首都的永久外交代表。北京明白—尽管其西方知识极其有限—外国人的优势力量、在中国境内无拘无束的外国活动、和在北京的多个西方使团相结合，将会严重损害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一旦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它会失去其历史的独特道德权威；它只会是另一个弱国，受入侵者恣意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交和经济特权上看似微小的纠纷就演变成重大冲突。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庞大的中国国内动荡背景下，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负责管理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官员表现出来的镇静自信所掩饰—这一特征在现代时期也没变。马戛尔尼曾经在1793年评论清朝满族统治阶级和中国汉族官僚精英以及大多数汉族总人口之间的不安共处。“现在几乎一年过去了，”他指出，“没有在某些省份发生起义。”

　　王朝的天命被付诸表决，国内对手的反抗范围升级。他们的挑战同时是宗教性的和种族性的，这为全面残暴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 帝国西部边疆目睹了穆斯林叛乱和短命的分裂主义大汗国，花了很大财力和人力成本才平息掉。在中国中部，被称为捻军的叛乱起义，吸引了来自中国汉族劳动阶级相当大的支持，于1851年开始，叛乱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 

　　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太平天国（1850至64年），由中国南部一个基督教教派发起。那时，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尽管受到严格的规限 。在鸦片战争后，他们开始大量涌入这个国家 。由一个颇有魅力的神秘中国人领导，他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并声称会传心术，旨在取代清朝建立一个新的“太平天国”，以它的领导人对进口的传教士文本的离奇解释而统治。太平军成功地从清朝夺取并控制了南京及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方，以一个新兴王朝的模式统治着。尽管在西方史学鲜为人知，太平天国和清廷的冲突可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之一，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虽然没有官方数字，据估计，在太平天国、穆斯林、和捻军动乱期间中国人口从1850年大约4.1亿减少到1873年大约3.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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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条约》和法国和美国的同类条约在19世纪50年代被要求重新谈判，而中国则正被这些国内冲突搞得焦头烂额。条约强权坚持认为，他们的外交官应被允许全年居住在中国首都北京，表明它们不是朝贡使节，而是平等主权国家的代表。中国广泛施展其增大贿赂的拖延战术，鉴于前谈判官的命运，没有清朝官员敢想退让到承认永久性外交代表这一点 。 

　　1856年，中国侵犯性地检查一艘注册英国商标的中国轮船 ， 箭头号，和被指控亵渎英国国旗，给重返敌对状态提供了借口。像1840年的冲突一样，宣战不完全是光彩的（后来发现，船舶登记在技术上已失效）；但双方都明白，他们都在为更大的赌注而战。由于中国的防御仍处于发展的早期状态，英国军队占领了广州和在中国北部和大沽口炮台，从那里他们可以很容易开进北京 。 

　　在随后的谈判中，观念的差距比以往更宽 。英国以传教士式的信念压迫清廷，当作一项公共服务呈现他们的谈判立场，称这将使中国提速，最终与现代世界接轨。因此，伦敦的助理谈判代表霍拉旭?莱总结了当时西方的观点：“外交代表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好，你一定会看到的。这是良药苦口，但后效十分大。” 

　　清朝当局几乎没有这么热心。他们加入条约条款，是在宫廷和其谈判代表之间一阵痛苦的内部争吵和英国威胁进入 北京之后。 

　　由此产生的1858年《天津条约》的核心是，伦敦经过超过六十年的徒劳努力，获得了在北京的永久使馆权利的让步。条约进一步允许外国在长江上航行，对西方贸易开放额外的 “通商口岸”，并保护中国基督教教徒和西方在中国传教（给定太平天国的前景，这点对清朝特别难受）。法国和美国也根据最惠国条款搞定了自己的条约含类似的条件。 

　　条约强权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常驻使馆上，但在一个明确不友好的首都。 在1859年5月，英国的新特使，冯检基?布鲁斯，抵达中国交换批准的条约，依此授予他常居北京的权利。 发现进入首都的主要河道都被铁链和尖刺封锁，他下令随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清除障碍 。但中国军队从新设防的大沽炮台开火，震惊了布鲁斯一伙。随后的战斗造成519英国士兵死亡，456人受伤。

　　这是中国首次在对现代西方势力的战斗中胜利，它至少是暂时地撕碎了中国军事阳痿的形象。但它只能暂时缓阻英国大使的前进。帕默斯顿派遣埃尔金勋爵率领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发，下令占领首都和“让皇帝讲道理。”作为 “大沽口反抗”的 报复和象征性展示西方强权，埃尔金下令放火焚烧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在这一过程中无数宝贵的艺术珍品被销毁—这一行为在一个半世纪后仍然被中国所唾恨。 

　　中国75年来对西方国际关系规范的抵制运动现在已达到了无可否认的危机。外交拖延的努力已经运行到尽头；兵戎相见则遇到优势的力量 。蛮夷声称主权平等，曾被北京嘲笑，现在带来军事优势示威的不祥阴影 。外国军队占领中国的首都，并强制实行西方的政治平等和大使级特权的解释。 

　　此时，另一个中国世袭遗产的索赔人步入战斗 。到1860年，俄罗斯已在北京有超过150年的代表—一个教会使团，他们是唯一的欧洲国家被允许建立居所。俄罗斯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紧随其他欧洲列强之后，它没有参加英国的定期武力演习就获得了扩展给条约强权的所有好处 。 另一方面，莫斯科的总体目标比传教或沿海商务走得更远 。它认为清朝衰落是一个肢解中华帝国的机会，将其“外自治邦”重新组装到俄罗斯身上。他特别看中管理稀松和界定模糊的满洲大地（满族在中国东北的腹地 ）、蒙古（当时在中国北方的半自治草原部落）、和新疆（在遥远的西部山区和浩瀚的沙漠之中，主要由穆斯林民族居住 ）。为此，俄罗斯已经逐渐移进和故意扩大其存在，沿着这些内陆边界线，用头衔和物质利益收买地方王侯的忠诚，用来势汹汹的骑兵加强之。 

　　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莫斯科作为一个殖民政权浮出水面，在1860年冲突中提出调解，其实是要威胁干预。狡猾的—别人可能会说是两面三刀的—外交以隐藏的武力威胁为基础 。 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沙皇在北京的年青聪明而诡计多端的全权代表，设法说服中国朝廷只有俄罗斯能够确保占领中国首都的西方强权撤走，他转而又说服西方列强，只有俄罗斯能确保中国遵守条约。在提供详细地图和情报帮助英法联军进北京后，伊格纳季耶夫转脸令占领军相信永定河，一条进出北京的河流，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将要冻结，那时他们将面对充满敌意的中国暴民的包围 。 

　　对于这些服务，莫斯科得到了惊人的领土回报：外满洲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包括现在所谓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 城市。一出手，俄罗斯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新海军基地，一个在日本海的立足点，和一度被视为中国的35万平方英里领土。 伊格纳季耶夫还谈判规定，在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和遥远西部城市喀什开设俄罗斯的贸易和领事馆。为了复加屈辱，埃尔金获得英国扩大的殖民地，从香港到附近的九龙地区。 中国征用俄罗斯为其阻止了它认为是条约强权独霸中国首都和沿海的进一步攻击，但在一个中国孱弱时代，“以夷制夷”不是没有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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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衰落

　　中国，如果总是对几近猖獗的外国入侵被动，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存活四千年和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延续两千年的。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征服者不得不采纳中国文化或逐渐被他们的臣民吞噬，中国人善于用耐心掩盖其实际性。又一个考验时期到了。 

　　在1860年冲突之后，皇帝和 朝廷的抵制派逃命离开首都 。恭亲王，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承担了事实上的政府首脑作用 。在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后，恭亲王在1861年给皇帝的奏折中概括了令人吃惊的战略选择 ： 

　　今捻叛燃势于北而太平乱于南，使我军耗资疲怠。蛮夷趁虚而入以图制我。如不抑怒而奋敌，恐遭大难矣。 然倘无视其害，不予应付，奈何遗祸于子孙乎。 

　　这是一个经典的战败困境：一个社会在顺应征服者的同时还能保持其凝聚力吗？如何建立能力扭转不利的力量平衡呢？恭亲王引用中国古语说：“为势所迫交友求和；实为攻防之策。” 

　　由于没有总体解决方案，恭亲王的奏折建立了危险之中的优先选项，其效果相当于远交近攻原则。这是一个中国古典战略，大约一百年之后将再次被毛泽东重新采用。恭亲王的奏折在其评估各种侵略者所代表的威胁中展现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敏锐性。 

　　尽管面对英国紧迫和实际的威胁，恭亲王的奏折把英国放在长远危险的最后位置，而把中国国内的稳定和俄罗斯排在第一位： 

　　太平和捻叛节节得胜，实为我大清心腹之患 。罗刹（ 俄罗斯）与我毗邻，意欲蚕食我疆土，实如芒刺在背 。至于英国，其目的为买卖，但举止凶猛、匪顾吾人尊严。若非规之以法，我无以立足矣。此乃肋下之痛。故而，我应先平太平及捻叛之乱，再抑罗刹，而后制英夷。 

　　为了实现他针对外国列强的远距离目标，恭亲王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办公室—外交部雏形—来管理与西方列强事务和分析外国报纸，获得中国境外发展的信息。他抱有希望地预测，这将是一个临时性的措举， 当军事行动结束和各国事务简化后， 随即取消。直到1890年，这个新部门并没有作为国家办事处列在大都市的官方纪录。其官员大都是从其他更重要的部门借调来的，作为一种临时指派。他们频繁轮流值班。虽然它的一些城市被外国势力占领，中国把外交政策当作一时权宜之计而非中国未来的 永久策略。 新部门的全称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措辞，可以开放性地解释为，中国根本不是与所有外国从事外交，而是作为其普世帝国的一部分处理自己的事务。 

       恭亲王政策的实施落入李鸿章的手上，他是朝廷一品大员，在清廷镇压太平叛逆运动中从指挥军队上升到显著的位置。雄心勃勃、温文尔雅、面对屈辱而淡然处之、深谙中国古典传统、临危不惧，他成为近四十年中国对外的面孔 。他把自己浇铸成在外国列强坚持要求领土和经济优惠和中国朝廷虚张声势的政治优势之间的调解人。根据定义，他的政策可能永远不会满足任何一方的完全赞许。特别在中国，李鸿章留下了一份有争议的遗产，尤其是对那些敦促更具对抗性行为的人。然而，他的努力—被中国朝廷传统好战派认为无穷复杂，他们定期坚持以最少的准备与外国列强战斗—表现出显著的能力引导晚清中国在各种严重缺乏吸引力的选项之间腾挪，并通常减轻其危害。 

　　李鸿章在危机中赢得声誉，以军事专家和“蛮夷管理者”的身份在十九世纪中叶动乱的中国浮现。1862年，李被派往管理东部富裕的江苏省，在那里他发现其主要城市被太平叛军围困，但由决心捍卫新商业特权的西洋军队保卫着。应用恭亲王奏折的格言，李与西方势力联盟，摧毁了他们的共同敌人，并使自己成为那里的最终权威。在一次实际上的中西联合剿匪战役中，李与查尔斯“中国人”戈登结下了共事之缘（戈登是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后来在苏丹喀土穆包围战中被马赫迪杀害）。 李和戈登最后又掰了，因为李下令将捕获的叛军领袖执行死刑而戈登已许诺宽大处理。随着1864年平息了太平天国的威胁，李鸿章被节节提拔到日益重要的位置，他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和主要谈判代表，频繁活动于外交危机 之中。 

　　一个在功能更其强大的国家和显著不同文化围攻下的社会代表面临两种选择。他可以尝试弥补文化差距，采纳军事上更强一方的行为方式，从而减少因文化歧视而诱发的压力。或者他可以炫耀其特色，坚持自己文化的有效性，并获得尊重自己信念的力量。 

　　在19世纪，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种事业，事实上，当他们遇到西方时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已显示出它的社会凝聚力。李鸿章代表一个被叛乱破坏的国家，需要外国的帮助平息叛乱，他没有这样的选择。无论这一事业有何好处，他也不会放弃儒家思想根源。 

　　李鸿章在中国的旅行帐户是一个中国风暴的严峻记录：在颇具代表性的1869年至1871年两年期间内，他四处奔忙；在中国西南地区，法国代表对反基督教暴动欲试牛刀；在北部，新的骚乱事件爆发；回到西南偏远地区，越南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起义；然后向西北方向，解决一个重大的穆斯林叛乱；从那里再跑到东部的天津港，那里屠杀基督徒已引来法国军舰和军事干预的威胁；最后向东南，台湾本岛正酝酿一个新的危机（当时被西方称作福尔摩萨）。

　　在由西方行为准则定义的外交舞台上李鸿章是一个打扮鲜明的人物。他穿着儒家式的长袖蟒袍，并自豪地炫耀古老的排名级别，如“双眼孔雀花翎”和“黄马褂”，他的西方同行只能困惑地看着。他的头顶前半部被剃光后面留了一个长辫子—清代发型，头戴官冠。他用文言文发言，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能懂。他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气度，一位当代英国人，怀着敬畏和不解的混合感情，将他比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 

　　他的言行举止似乎暗示，中国的艰辛和让步只是中国文明走向最终胜利道路上的临时障碍。他的老师，曾国藩，一个一流的儒家学者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老帅，在1862年曾劝导李如何使用儒家的自我约束基本价值作为外交工具（大意）：“凡与洋夷交道，不可轻浮于表，汝须示以轻松漠然状。置侮辱、晦诈、轻蔑于无动于衷，似解而非解，以愚暇智是也。”（其实，李鸿章后来发展了一种“痞子腔”外交风格，译者）

　　像那个时代的每一位中国其他高官，他相信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其传统帝国特权的公正性。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对中国优越性的评估和诊断：至少在当时，中国缺乏物质或军事基础。在太平天国冲突中研究过西方武器，并检索过外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信息，他意识到，中国已经十分危险地落后于世界各地的发展阶段。正如他在1872年给皇帝的奏折中直言警告说：生活在当今还说“拒夷”和“驱夷于疆土之外”肯定是肤浅的妄谈。 。 。 。他们每天都生产武器，争取比我们至高无上 的地位和胜利，置其优越的技术针对付我们的不足。

　　李得出了与魏源相似的结论，只不过现在改革的紧迫性比魏源时期成时间指数增长。因此，李警告： 

　　依现今局面，对外须与蛮夷媾和，对内则须改制。若我仍固守成规，国将日益衰落矣。。。。现外国多行改革，蒸蒸日上。我若谨守旧制，断被其葬送之，非守固之顽徒而不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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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配好图嘛。

魏源(1794-1857) 清经世派代表人物。原名远达，字汉士，后字墨深。湖南邵阳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1825年（道光四年）受聘于江宁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助江苏巡抚陶澎改革漕运、兴办水利。1841年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参加抗英战争。后受林则徐之托编写《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近代洋务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后历任东台、兴化知县，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学佛，病逝于杭州。另有《圣武记》、《古微堂集》、《元史新编》等行世。

魏源

曾国藩简介：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临终诗

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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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佬确实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哲学家。此文读来蛮有底蕴，深感厚重睿智。但不知为何会用2000年前中国的孙子与近代的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做比较？嘻嘻，冒失有关公战秦琼之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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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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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1年7月1日－1831年11月16日），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
　　在担任军官学校校长的12年中，克劳塞维茨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资料，遗孀玛丽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这部巨著共十卷。著名的《战争论》是其前三卷，后七卷为战史战例，包括了1566－1815年中大小130余例会战，记述了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腓特烈大帝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和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

　　克劳施维茨的作品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研究。琳蒙特洛斯（ Lynn Montross）在他的《历代战争》（War Through the Ages）的总述中写道：“这个结果......可以被解释为约米尼（Antoine-Henri baron Jomini）建立了军事制度，而克劳施维茨建立了军事哲学，而其中的一个已经因新式武器的出现而淘汰，而另一个却仍然影响着武器背后的决策。”

　　克劳施维茨将哲学的系统思维模式引入到了西方军事理论研究之中，它的巨大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历史和对其分析的记录，而且对于实用的策略的制定，军队的指挥系统的建立和可操作性的军事计划的制定均十分重要。他的理论主要依靠于自己的实战经历，当时的关于拿破仑的记述和相对较少的历史资料。他在历史上的明显的贡献是在他25岁时，对于三十年战争的长期研究。他反对启蒙运动时期的对于战争的观点，亦即只把战争当做是一场动乱而不考虑其旷日持久的战争背后的那个时代的经济与科技因素，军队在于社会中的角色，指挥官的策略和艺术。从那时起，他才将这些哲学因素考虑在内。在《战争论》中，克劳施维茨将全部的战争视作为一个决策，行动和在不确定的，危险的环境的表现的总和，而且他也将战争视作政治的一部分。他对于战争有好几种定义，这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Der Krieg ist eine blo?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unter Einbeziehung anderer Mittel）。他强调了战争的复杂本性中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和社会运行和国家政策的重要性。

　　克劳施维茨将一场战争看做是一个被卷入国家的全部人口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的总和较量。策略（strategy）一词是现代欧洲语言的一个常用词，而克劳施维茨将它狭义的定义为：为了赢得战争的所有的可能的途径。克劳施维茨批判性的将军事力量看作是一种在两个辩证对立的，亦即实现一方的目标的同时另一方将会成为敌人的政治斗争无法解决问题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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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名：安托万·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 de Jomini) 

　　生卒年：1779年8月6日-1869年3月22日 

　　国籍：瑞士 

　　最高军衔：上将（俄国） 

　　主要著作：《论大规模军事行动》、《拿破仑的政治与军事生涯》、《战争艺术》、《战争艺术概论》、《法国大革命军事批判史》 

安托万·亨利·约米尼

　　。。。。在拿破仑军中，他多次参加实战，表现异常勇敢，并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军事指挥才能。1805年，他被任命为内伊元帅的副官。这一任命成为他飞黄腾达的起点。1806年，他被内伊元帅派出向拿破仑汇报作战情况，他的颇有见地的战况分析深得拿破仑的赏识，另外他将自己的著作《论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即献给拿破仑，更为这位法军统帅欣喜不已。拿破仑当即将这位年青人留在身边，任命为上校参谋。在跟随拿破仑远征俄国时，约米尼担任斯摩棱斯克总督。

　　。。。。约米尼在佩尔舍维茨停战期间，于1813年8月14日离开法军，来到设在布拉格的联军总司令部，投奔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亚历山大一世久慕约米尼的英名与才干。早在约米尼离开法军前几年，他就几次通过不同途径表示欢迎约米尼来俄军任职。约米尼的突然到来，使沙皇大喜过望，当即任命约米尼为侍从副官长，授中将军衔。为报答沙皇的知遇之恩，约米尼将自己的后半生都贡献给了沙皇俄国。但需要强调的是，约米尼从未把法军的作战秘密告诉亚历山大一世。他曾担任过沙皇及王子们的军事教官。除此之外，每当战争爆发时，他又担任沙皇的军事顾问。特别是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期间，约米尼任俄军总参谋长，参加了俄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并亲自指挥俄军的行动。 -----

　　约米尼是拿破仑成功的见证人，虽然拿破仑未能留下军事著作，但约米尼弥补了这一遗憾。约米尼在理论上总结了拿破仑战争的规律、经验和教训，因此人称“拿破仑只是立功而未立言，把拿破仑的战绩加以理论上的解释，是约米尼的功劳”。约米尼在著作中对战争的本质、规律、基本原则、战略战术、战争原因等许多重大理论均有较精辟的论述。约米尼是近代国防思想的奠基人，把国防放在军事和经济工作的首位，认为国防是最重要的工作，提倡建立“全民皆兵”的预备役制度。在战术上他极其推崇拿破仑的歼灭战略，即集中优势兵力，主动进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战争结束之后，约米尼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由于长期征战，约米尼的身体受到很大损害。1848年他退休去比利时，想怡养天年。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他又应沙皇之邀，回到俄国任军事顾问。他亲自参加了军事计划的讨论和制定，为战争初期俄军打败土耳其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克里米亚战争后期由于英法等国的军事介入，力量对比悬殊，俄军最后战败。约米尼于1855年离开了俄国，回到了法国，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投入了著述和写作，直至去世。 

　　军事理论：约米尼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写出了几部有关战争和军事理论的鸿篇巨著，对战争的规律、性质、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各方面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创立了较完善的军事理论体系。他和19世纪另一位大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并列为西方军事思想的两大权威。约米尼的著作从19世纪起便成为西方国家各大军事院校的教科书，直到今日仍是军校生的必读课本。 

四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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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政策辩论，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李和他的官僚盟友提出了一个行动过程，他们命名为“自强”。在186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以（大意） “中国民用和军用系统的一切都远远优于西方，只有在枪械上绝对不可能超越”作为出发点（和一个软化打击他的帝国读者的手段）。但鉴于其最近的灾难，李劝告，中国精英们伤不起再小看外国的创新，“嘲笑外国的锐利武器为奇技淫巧，认为这是不必要学习生产的东西。”中国需要枪支，蒸汽轮船，重型机械，以及生产它们的技术知识。 

　　为了研究外国文字和蓝图，并与外国专家交谈，以提高中国的能力，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接受外语培训（之前，这样的提议必被驳回，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大概立志成为中国人）。李认为，中国应该在大城市开设学堂—包括首都，尽管它为防止外国势力渗入战斗了这么久—以教授外语和工程技术。李把这一项目当作一个挑战（大意）：“中国人的智慧和智力不如西方人吗？ 如果我们真正掌握西方语言，再互教互学，然后他们所有的轮船和火器的巧妙技术就可以逐步完全掌握。” 

　　恭王府用类似的语气在1866年提出建议，敦促皇帝支持学习西方的科技创新： 

　　我所愿着，乃遣学子习西洋之技，凡数学计算、物理调查、天文观测，引擎组装，河道工程等科目。。。尽通其妙，如此倘仅如此，方保我大清帝国力量恒稳增长。中国需对外开放—以前番蛮夷藩属之国为师—先固朝廷内制，而后光复我帝国之强盛。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洋务运动”，它本来是一个雄伟的任务，如果中国朝廷在背后支持恭亲王的外交政策概念和李鸿章执行计划。事实上，一个巨大的鸿沟将这些更向外看的官员与狭隘的传统派隔开 。后者坚持古典看法，认为中国没有向外国人可学的东西，正如孔子时代的古代哲学家孟子所说：“吾闻有蛮夷习王土之法者，而未闻有习蛮夷者。”

　　同样，一位著名的儒家学院翰林院大学士翁同禾抨击恭王在中国学校聘请外籍教师的计划 ： 

　　帝国之基乃重礼义、轻权谋。此植根于人心，而非技巧也。目今，何以弄雕虫小技而尊蛮夷为师乎 。。。。 帝国幅员辽阔，人才丰富。如必究天文数理，岂非国人当有者乎。 

　　中国自给自足的信念代表了几千年的经验总结。然而，它没有回答中国如何面对眼前的危险，特别是如何赶上西方技术。许多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似乎仍然认为中国外交问题的解决在于处死或流放其谈判官。当北京挑战列强时，李鸿章曾被三次耻辱地剥夺官衔，但每次他又被召回，因为他的反对者发现没有更好的选择，若不依靠他的外交技巧解决他们所产生的危机。 

　　被弱国的冲动和帝国的普世宣称所折磨，中国的改革吞吞吐吐地进行。最后一场宫廷政变（戊戌变法）迫使有改革倾向的皇帝（光绪）退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返回并占主导地位。在缺乏基本内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官，实际上，被要求控制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损害和其主权的进一步侵蚀，而不给提供任何手段来改变中国的基本弱点。他们要争取时间但不知用争取到的时间干什么。挑战比任何时候更令人着急，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力平衡游戏中一个新的角色正在崛起—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日本。

四氟

日本的挑战

　　与大多数中国的邻国不同，日本几百年来抵制被纳入中华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坐落于亚洲大陆外一百多英里的群岛上，由于长期隔绝，日本培植了自己的传统和独特文化。拥有几乎纯种的民族和语言，以及强调日本人以神为祖先的官方意识形态，日本孕育出对其独特身份的几乎宗教式的承诺。
 
　　在日本社会和自身世界秩序的巅峰站立着日本天皇，这一人物，像中国的天子，被设想为是一个人神之间的身份。从字面上看，日本的传统政治哲学假定，日本天皇帝是太阳女神的后裔，她生下第一个天皇并赋予他的后裔永恒的统治权。因此，日本像中国一样把自己看作远非同一般的国家。“天皇”头衔本身—由日本派到中国朝廷的外交使团执意展示—是对中国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战。在中国的宇宙观里，人类只有一个皇帝，他的王位在中国。
 
　　如果说中国的排外主义代表了一个普世帝国的声明，日本的排外则源自一个岛国从邻居借贷累累但害怕被它支配的不安全感。中国的独特感断言，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并邀请蛮夷到中央王国“来进行改造。”而日本的态度，假定了日本独特种族文化的纯洁性，它甚至拒绝对其神圣祖先眷属以外出生的人延展和解释其好处。 

　　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几乎撤消了全部外交，仿佛与外界甚至间歇性的接触都会损害日本的独特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参加国际秩序，这样做是在琉球群岛（现代冲绳岛及周边岛屿）和对朝鲜半岛的各朝王国建立朝贡制度。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日本领导人借用最中国化的 机构作为自己独立于中国主张的手段。

　　其他亚洲各国人民接受了中国的朝贡礼仪制度，将他们的贸易贴上“贡品”标签，以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日本拒绝与中国假借进贡进行贸易。它坚持至少与中国平等，如果不是优越的话。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有着自然关系，十七世纪两国贸易的讨论陷入僵局，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履行对方假装世界中心所要求的礼仪程序。
 
　　如果中国的势力圈相应于帝国和沿其漫长边界的周边部落的力量对比而盈亏，日本领导人的安全困境设想和选择往往有着天壤之别。持有一个像中国朝廷一样突出的优势意识，但感觉自己更短小精悍，日本政治家以警惕眼光觊觎西方大陆—那里由中国历朝历代主宰并有时扩张到日本的最紧密邻居朝鲜—往往看到一个现实存在的挑战 。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在看到时机时，以惊人之势，从对亚洲大陆冷漠变换到面向取代中华中心而征服的大胆尝试。 

　　日本和中国一样，在十九世纪中期也遇到过挥舞着陌生技术的西方船舶和压倒性的力量—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的“黑船”登陆日本。但日本面临挑战得出的结论与中国相反：它敞开大门迎接外国技术并对其机构进行大修整，试图复制西方强国的崛起。（在日本，这一结论容易被接受，或许是因为外国思想没有跟鸦片成瘾问题一起涌入这一事实，日本侥幸避免了。）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渴望掌握西方技术为惊人的经济进步打开大门 。随着日本发展现代经济和强大军事机器，它开始坚持要获得与西方列强同等的特权。其执政精英得到结论，用岛津齐彬—一个19世纪的藩主和技术现代化的先行倡导者—的 话说，“如果我们采取主动，我们可以主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被主宰。”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得出结论，日本将成为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即使在明治维新之前，李曾写过日本应对西方的挑战。1874年，日本借台湾部落者与琉球 群岛的遇船难船员争执事故而兴师问罪，他写 道： 

　　日倭力量日益增长，其野心不小 。因而耀武于东土，鄙视中国，并动辄入侵台湾。欧洲列国虽勐，然彼距我七万余里之遥，而日本只在庭院门阈之近，窥视我空虚。无疑，（日倭）将成为中国永久大患也。

　　看着西面巨树日益空心的世界霸主地位，日本已开始设想取代中国作为亚洲的主要力量。这些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的斗争在一个相邻国家碰到大国野心的交集，这个国家是朝鲜。

四氟

。。。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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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天皇 - 简介  

　　明治天皇（1852年11月3日—1912年7月30日），第一百二十二代日本天皇（1867年—1912年在位）。幼名佑宫，后改名睦仁。孝明天皇第二子，母为典侍中山庆子。嘉永五年九月二十二日（1852年11月3日）出生。

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日本明治维新，是世界史上一大奇迹。一个又小又穷，资源贫乏的偏僻岛国，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便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多方面的脱胎换骨，成为一大世界强权。这一切，都和“明治”这个年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明治天皇登基誓言。

　　广兴公议，万机决于公众；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的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理正气

大正天皇 - 简介

　　大正天皇明治天皇从小身体不好，自1878年亲政以来，日夜操劳，于1904年患糖尿病。后来因伊藤博文被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刺激，导致尿毒症发作，于1912年7月30去世。
 

大正天皇

　　明治天皇的皇后一直未能生育，其他的妃子生有5子10女。但除了三子嘉仁以外，其他的儿子全都夭折。于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皇太子嘉仁于1915年11月在紫宸宫践祚，是为大正天皇。大正天皇自幼骄横傲慢，性格暴躁，容易激动，一不高兴就用马鞭抽动打他的待从。大正天皇是个西方崇拜者，他留着德皇威廉式的牛角胡子，上面还涂满凡士林；他的穿戴看起来活像一个德国骑兵，经常骑着高头大马在宫中横冲直撞。

　　明治天皇只有他一个儿子能存活下来，母典侍柳原爱子。父亲死去后，以王世子身份继位，以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一句改元大正。成人以后，娶九条节子(贞明王后)为王世子妃。生有四子。即昭和天皇裕仁、秩父宫雍仁亲王、高松宫宣仁亲王、三笠宫崇仁亲王。

　　他在位初期，经过明治年代的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明治维新），国家大致平稳发展，加上时值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不少甘愿冒险的外国商人前来日本投资，造成新日本的一片繁华景象，令大正前期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前所未有的盛世。并于当时欧战结束，民族自决浪潮十分兴盛，民主自由的气息浓厚，后来称之为“大正民主”。“大正民主”虽然对于日本本国日后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然而这种“民主”却也使军国主义者有了更多发言的机会，为日本日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隐患。此外，其浪潮影响到当时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遂有林献堂等人发起民族议会请愿运动，争取台湾人民对殖民政治的参政权。

　　在位后期，由于他未能发挥出他父亲的优点，加上关东大地震等天灾人祸接续而来，被世人称为不幸的大正。由于他患有脑病，精神状态非常糟，曾经在国会议事堂将诏书卷起来当望远镜，这件事以望远镜事件闻名于世。大正十年(1921年)由其子皇太子裕仁亲王摄政，大正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死去，终年四十八岁。

　　总之，大正时代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比较乱的年代，它见证了20世纪日本的动荡与窘境。

四氟

　　昭和天皇，名裕仁（1901年4月29日—1989年1月7日），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1926年－1989年在位），现在天皇明仁(年号平成)的父亲。裕仁在任皇太子期间曾访问欧洲。大正十年(1921年)因父亲大正天皇患病而出任摄政。大正十五年(1926年)继位，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改元昭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侵略中国的头号战争罪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国民的象征。1928年11月10日，日本昭和天皇举行即位大礼。

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 -- 政治生涯

　　*早期统治

　　昭和天皇裕仁1926年裕仁登上皇位。当时日本正日益民主化，于是裕仁采用昭和作为年号。尽管年号中包含和平的含义，但日本却很快地走上了军事扩张之路。随着1927年一场银行大危机，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开始在中国东北扩张日本的军事势力。裕仁致力于履行自己立宪君主的职责，很少过问内阁的政策，但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扩张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鼓吹对天皇要绝对服从，反对立宪民主制。但他对军国主义分子十分赞赏，为日后战争爆发埋下了隐患。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在那里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30年代，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了一系列政治暗杀事件。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首相遭暗杀，标志着政党领导的内阁的结束和日益为军队控制的官僚内阁的开始。这个独裁体制要求学校讲授绝对的爱国主义，他们强迫大学开除具有民主思想的教授。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极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少壮派军官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在裕仁的严令下被严酷镇压，结果是日本军部内部的“北上派”和“南进派”内斗最终以裕仁支持的“南进派”获胜而结束，军部控制了政府，裕仁借此也绝对掌控了日本中央政府过去难以控制的日本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统治

　　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日本很快吞并了大部分东亚地区，使其加入“共荣圈”。裕仁被指责同意导致这场战争的对外政策，并批准东条英机与纳粹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结成法西斯主义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争，侵略中国等国家。有些人认为，在政府决定加入战争这件事上，裕仁作了正式的批示。根据他对宪法的理解，他有义务支持内阁通过的政策。

　　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致使美国及其盟国加入对日本的战争。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裕仁被要求参加战时最高国务会议的特别会议，以考虑和讨论美国及其盟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他和当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主张日本投降。由于委员会中的政治和军事成员就是否投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首相要求天皇做出最后的决定。裕仁同意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其中“无条件投降”暗含一个条件：即不废除天皇。8月15日，裕仁通过无线电广播史无前例地向日本民众解释了投降的原因。此段广播被称为玉音放送，使用大量汉语文言的《终战诏书》使很多日本平民无法具体理解广播的内容。

　　*1946年以后的统治

　　战后，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家要求废除天皇，但是美国为防共产主义在亚洲散布，故需要在亚洲建立一个非共产的经济犟国，如果没有天皇，日本国内社会必然动汤，因为之前日本长期推行神话天皇、效忠天皇的教育，天皇已经成为多数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所以因美国策略上需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官员共同表示，裕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负主要责任。这一观点得到了日本人民的极大欢迎。

　　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否定天皇的神圣地位，承认自己与平民百姓一样也是人，并不是神。

　　美国占领日本后，最高负责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实际上掌控有日本统治权的人。在他的干预下，1947年通过新的日本国宪法，使天皇这一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变为了一个国家的象征，而提出最高统治权归人民所有，真正实行立宪民主。

　　昭和天皇的晚年：会晤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为了与宪法的变化相一致，战后裕仁把自己打扮为一位民主的君主：与平民会面，允许皇族成员被拍照。他还访问过灾区，视察日本的战后建设。他的皇位继承人明仁亲王也打破了传统，和一位普通女性结婚而不是贵族家庭成员。1971年裕仁访问西欧，1975年访问美国，这是第一次以天皇的身份访问外国。 

　　*昭和天皇 - 靖国神社

　　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于战后曾八度参拜靖国神社，在1978年靖国神社 合祀甲级战犯之后，就不再去参拜。日本经济新闻报导(2006年7月20日)从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遗物笔记中发现，昭和天皇曾向富田表示，他因为对合祀作法不悦，因此停止参拜。

　　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遗物中，发现留有昭和天皇语录的二十多本笔记，其中于昭和天皇逝世的前一年，1988年4月28日的笔记中，记载有关昭和对靖国神社的看法。

　　昭和天皇当时曾说「靖国神社的筑波宫司(祭司)处理合祀问题很慎重，但是换上松平庆民宫内大臣的长子松平永芳担任宫司之后，他完全不了解他父亲爱好和平的想法，随即决定合祀，所以从那之后就不再去靖国参拜，那是我的信念」。

　　笔记中也记载昭和天皇于当年4月29日的生日记者会上，被询问到对大战的看法，昭和说，怎么说大战都是最不好的回忆。会后昭和对富田表示，被问到对战争的感想时，我一心想表现出厌恶战争的心情。

　　*昭和天皇 - 战争责任

　　裕仁天皇在位的62年时有史以来日本天皇统治最长的时期，也是一段经历了几大动乱和变化的时期。

　　昭和夫妇接受采访天皇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军部的傀儡，并无实权。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对军部的日益壮大视至不见，而且他是有权力去制裁不听指示的军人的，但他并没有去做，而是乐观其成。

　　裕仁有一句名言:“问题不在我们干了什么，而在于全世界对我们所干的事情有什么反应”，表示他最顾及的是自己的名声和责任。

　　日本投降后，苏联、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将裕仁列为日本头号战犯。英国首相艾德礼、苏联统帅斯大林分别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严惩战争罪犯裕仁天皇，建议经公审后绞死。

　　麦克阿瑟考虑到为了在远东扶植与苏联进行冷战的盟友，一个因审判处决天皇而陷入混乱的日本不利于美国的利益，而天皇制能起到凝聚日本保守反共势力的作用，因此麦克阿瑟本人支持放弃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此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急电报告：

　　日本国民……对日本天皇崇敬备至，已达百余年之久。在太平洋战争中，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曾以此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手段，号召为天皇而自我牺牲。而战后日本国民对裕仁天皇的崇拜有增无减，视如国神。我认为，如果对裕仁天皇公审处决，必将使全日本国民信仰的支柱彻底崩溃，甚至在日本全国引起反对盟国的疯狂骚乱和暴动。处决裕仁为日本举国所不容，我们重建和改造日本的前途则不堪设想，结果可能是历史的悲剧。

　　如果盟国决定逮捕和作为战犯处决天皇，那么驻日盟军统帅部将需要增援100万作战部队……

　　华盛顿很快回电同意麦克阿瑟的意见，于是麦克阿瑟颁布了盟军总司令部第一号令：

　　出于对日本前途和国民信仰的考虑，盟国决定对日本天皇裕仁不予追究发动战争的责任，不予起诉和逮捕。今后裕仁的人身地位和人身自由，应与其他日本国民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这导致日本战后军国主义的继续发展，为和平埋下阴影。

四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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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和甲午战争

　　中华帝国幅员广阔但从不犯人。她要求进贡和承认皇帝的宗主地位。但贡品更具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性，宗主国的行使方式允许藩属国的自主权，与独立几乎没有区别。到了十九世纪，独立意识极强的朝鲜人与他们西北部的中国巨人达到了一个相安无事的状态。在技术上朝鲜仍是一个附属国，朝鲜国王经常遣使到北京进贡。朝鲜采纳儒家道德准则和中国文字作为正式通信。北京，反过来，对朝鲜半岛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因其地理位置可以作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一个走廊。

　　朝鲜在某些方面在日本战略举措概念中扮演一个镜像作用。日本也是如此，视外国主宰朝鲜为一种潜在威胁。从亚洲大陆朝向日本凸出的半岛曾诱使蒙古人利用这一位置两次作为发动企图入侵日本列岛的出发点。现在，随着中国帝国影响力的减弱，日本力求确保对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开始主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 。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和日本分别在汉城李家王朝从事了一系列尔虞我诈的交手，争取主要的皇家派别 。当朝鲜发现自己为外国野心所困扰时，李鸿章劝告朝鲜的统治者应学习中国对付侵略者的经验。就是邀请潜在的殖民者进来，组织一个他们之间的竞争比赛。在1879年10月给朝鲜高官员的一封信中，李劝告，朝鲜应寻求远夷，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诚言，避烦就简之法乃闭关以求和。然，此法断不可行。环视东方，无人以阻日倭之扩张：贵国岂非被迫签署通商条约而启新运乎？势以至此，吾之良策非乃以毒攻毒、方能消之也。

　　在此基础上，李提出朝鲜“抓住每一个机会，建立与西方国家的条约关系，以此抗拒日本。”他警告说，西方贸易如鸦片和基督教，会带来“腐败影响”；但相反，日本和俄罗斯寻求领土收益，西方列强的“唯一目的是与贵国贸易。”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平衡外国强权的危险，不让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既然你知道对手的实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划他们；小心翼翼地行走，使用计谋，从而能证明你自己是良好的战略家。”李未说明中国在朝鲜的利益，或许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宗主统治权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威胁性质不同，或他认为，中国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确保朝鲜免受外国势力影响。

　　不可避免地，中国和日本对与朝鲜的特殊关系的宣称越来越不相容。1894年，日本和中国都派兵到朝鲜平叛（在南部全罗道的“东学党”起义，译者）。最终，日本抓住朝鲜国王并组织了一个亲日政府。在北京和东京的民族主义者都扬言宣战；然而，只有日本有一个现代化海军力量的强项，最初为建设中国海军现代化而备的基金已经挪用到修缮颐和园上去了。

　　（甲午）战争爆发数小时内，日本摧毁了中国的海军力量，经费不足，几十年的洋务自强运动功亏一篑。李鸿章被从他定期的被退休中召回，去日本马关市进行和平条约谈判，从事在军事灾难中挽回中国尊严的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已在战争中占据上风的一方往往有拖延解决的刺激，特别是每过一天都提高其谈判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以排名不够礼仪等级为由否决了一连串中国建议的谈判代表，从而加深中国的屈辱，这是蓄意侮辱一个自认为天权化身的帝国，从前其外交官因此而级别高于所有其他人，无论他们在中国的排名等次。

　　马关条约讨论的条款对中国的卓越感是一个残酷打击。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停止朝鲜的朝贡仪式并承认其独立（在实践中进一步开放了日本的影响）；支付丰厚的战争赔款；和割让满洲的辽东半岛给日本，包括大连和旅顺等具有战略位置的港口。只是日本民族主义者刺杀未遂的一颗子弹让中国幸免于更被贬低的结果。李受伤的脸在谈判现场让日本政府无地自容，因而下降了几个更笼统的要求。

　　李躺卧在医院病床上继续谈判，以表明他在屈辱中依旧挺立如松。他的淡泊明志可能因为他已经知道，即使在谈判进展中，中国外交官已正与在中国有利益的其他强权套近乎，尤其是俄罗斯，从1860年的战争结束后，其扩展到太平洋需要中国外交的影响。李已经预见到日本和俄罗斯在朝鲜和满洲的竞争，并于1894年，他已指示他的外交官对待俄罗斯至为敏感。从马关刚刚返回，他就确保了一个莫斯科领头的“三方干预”，由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组成，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 。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后果的回旋 。再次，莫斯科实行了其行之有效的中俄友好解释 。为它的服务，它又一次攫取对中国大片领土的特殊权利 。 这次它玩的是微妙，而不是光明正大。在三方干预后，它传唤李到莫斯科签署一个秘密条约，包含一个巧妙并明显有吞并意图的条款，为了保证中国面对日本进一步的潜在攻击的安全，俄罗斯将兴建横贯西伯利亚跨越满洲的延伸铁路。莫斯科的秘密协议承诺不使用铁路作为“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皇帝陛下的合法权利和特权的借口，”然而，这正是莫斯科正在着手做的。不可避免地，一旦铁路建成，莫斯科坚持认为，与其毗邻的领土将需要俄罗斯部队保护投资。在短短几年内，俄罗斯已控制了超过日本被迫放弃的面积，并显著地更多 。

　　它被证明是李鸿章最具争议的遗产。干预阻止了日本的前进，至少暂时如此，但代价是让俄罗斯在满洲建立了支配性的影响力。沙皇在满洲建立影响范围挑起所有既定强权要求可比性优惠的争夺战。每个国家响应别人的进步。德国占领山东半岛的青岛。法国在广东获得了一块飞地，并巩固了其在越南的据守。英国在香港对面的新界扩大了它的存在，并在旅顺港对面获得了一个海军基地 。

四氟

　　蛮夷平衡的战略曾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没有一个完全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在这一狭缝中，北京政府得以操作。但是，保留中国本质的巧妙运作，即在中国领土上引进外部力量进行权力平衡的计谋，只有在中国保持足够强大而被认真对待的情况下，才可能收到长期效益。然而，中国的中央控制宣称正在日益瓦解。 

　　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善待希特勒之后，绥靖政策成为一种行为称号。但对抗只有在弱者有能力以其战败加诸强者难以承受的昂贵代价才可以安全地追求。否则，一定程度的调解才是唯一谨慎的做法。不幸的是，民主国家是在他们军事强大时实践这一政策的。但是绥靖也有政治风险和抵押社会凝聚力。因为它要求公众对领导人保持信心，即使他们屈服胜利者的要求。 

　　这就是李鸿章的困境，几十年来，他试图使中国在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贪婪无厌和朝廷的顽固迟钝之间的狭缝中航行。后来中国的几代人都承认李鸿章的功力，但一直纠结或痛恨于他这些辱权签名，最主要的是对俄罗斯和日本，以及割让台湾给日本。这种政策磨掉了一个骄傲社会的尊严 。然而，它使中国维护了主权元素，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殖民扩张被稀释了，但其他遭此劫难的每一个国家则彻底失去了独立性。中国超越了屈辱感而似乎顺其适应。 

　　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李鸿章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折，用悲哀的口气总结了他的外交政策的用心（大意）： 

　　毋庸置言，倘中国战之能胜，我何幸甚！ 我命垂危矣，终为乐见者，乃诸夷归顺效忠，毕诚毕敬拜服于龙座。实不幸者，因而抑郁而言，中国不堪与列强平等而事也，我军力实不举。此关乎帝国完整，投名瓷而击鼠辈，岂非蠢乎 ？

　　让俄罗斯在满洲对抗日本的战略制造了一个竞争状态，这两个大国逐步测试对方。在其坚持不懈的扩张中，俄罗斯抛弃了与其他中国剥夺者之间的默契，即保持各自债权者之间一定平衡和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中国主权。 

　　1904年，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相互竞争要求，导致了为了谁占主宰地位而发动战争，结果日本战胜。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给予日本在朝鲜甚至可能在满洲的主导权，尽管，由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干预，其所得低于胜利允许的可能。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是以权力平衡原则为基础，这是一个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罕见的概念，它使得日本没能完全抓住满洲，从而保存了亚洲的平衡。在亚洲受阻后，俄罗斯将战略重点返回欧洲，这一个过程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衰

　　补充自‘维基百科’

　　----昭和天皇 -- 政治生涯
　
　　昭和3年（1928年）登基大典时的昭和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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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争责任

　　1945年昭和天皇在位63年，是可靠历史以来，在位时期最长的日本天皇，这63年也是一段经历了几大动乱和变化的时期。

　　对于昭和天皇的争议很多，有人认为他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日本军的傀儡，并无实权。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对军部的日益壮大视至不见，而且他有天皇权力可制裁不听指示的军人，但他并没有去制裁，而是乐观其成。

　　裕仁有一句名言：“问题不在我们干了什么，而在于全世界对我们所干的事情有什么反应”。

　　许多人以为罪魁祸首是东条英机，然而东条担任首相期间是1941年~1944年，任期仅3年，而日军早在1931年918事件开始，侵略时间长达14年。
　　天皇的权力来自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明治宪法系基于天皇主权的原理，由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之统治权。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陆海军的统帅、宣战的公布、条约的缔结等，都属于天皇的大权。该宪法一直到二战结束前从未更动。

　　明治天皇当权时期建立的亲任官制度就是为了巩固天皇的统治权，明治宪法下高层文官武将，皆由天皇经亲任式任命：文官如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枢密院副议长、内大臣、国务大臣、特命全权大使、大审院长、检事总长、行政裁判所长官、朝鲜总督、台湾总督等；武官如陆军大将、海军大将、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总军总司令官、军司令官、侍从武官长、东京警备司令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舰队司令长官……等；因此昭和天皇也拥有人事权。

　　自918事变以来到二战结束共23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伏见宫博恭王（元帅；海军大将、海军军令部部长）、梨本宫守正王（元帅；陆军大将）、闲院宫载仁亲王（元帅；陆军大将、参谋总长）、朝香宫鸠彦王（陆军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东久迩宫稔彦王（陆军大将、一号作战计划北路日军司令）、...）等等，诸位亲王的军衔都是裕仁天皇亲自授予的，他们是皇军指挥官，都在权力核心。此外，东条上一任首相近卫文麿是后阳成天皇12世孙，宫廷贵族五摄家之一，拥有公爵爵位，当过贵族院议长和三任首相，作为天皇传统家臣已经有700多年历史；其家世背景无疑是天皇亲信，天皇既然能让自己的皇族亲信在国会、军部担任要职，那么包括东条英机等鹰派人士的权位自然是天皇授予的。因此无论是军队还是国会，都是裕仁天皇掌权控制的。

　　---918事变是军部没有取得天皇事先同意进行的，一度引起日本国会反弹，但裕仁天皇的立场却支持军部的作为，11月5日，参谋总长从天皇那里得到参谋总长可以决定和命令有关关东军作战行动的部分权限的委任，便利用这一委任命令权，把进攻锦州的部队于11月28日退回辽河以南。但同年12月28日，关东军事先得到天皇和参谋本部的同意，再度发起了锦州战役。第二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1932年1月8日，即占领锦州五天后，裕仁天皇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表彰：“曩者满洲事变勃发，关东军将士基于自卫之必要，果断神速，以寡克众，迅速完成芟伐，此后，凌艰苦，冒祁寒，荡伐各地蜂起之匪贼，完成警备任务，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3]

四氟

昭和3年（1928年）登基大典时的昭和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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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争责任（续前）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其所著的《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对天皇发表嘉奖敕语解读：这一敕语清楚地表明：裕仁的军队不管是擅自发动侵略战争也罢，擅自扩大战争也罢，只要取得成功，他就认为是应加赞赏的。[4] 原本国会抨击军部擅自进兵，却因为天皇支持军部的态度作罢。由于受到天皇的称赞，使得好战军官得到极大鼓励。战火从东北扩大到内蒙，延烧到上海。

　　1932年，上海发生128事变，日军向闸北一带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驻防闸北的蔡廷锴将军进行顽强的抵抗，导致日军进攻失败。裕仁天皇趁机于2月2日任命皇后的堂兄伏见宫博恭王为海军军令部总长。陆军参谋总长由伏见宫的祖叔闲院宫载仁亲王担任，至此，陆海两军的作战事宜完全控制在皇室成员手中。此后激战数日，日军久攻不下，引起国际关注，裕仁唯恐西方列强干预，于是决定停战防止事端扩大，天皇裕仁指示司令官白川义则道︰“在将中国第十九路军从上海击退之后，不要长追不舍，希望在3月3日国际联盟大会召开之前能够停战。”战后天皇裕仁同近臣谈到上海事变时夸耀道︰“3月3日实现了停火。但这并不是依据参谋本部的命令，而是因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端。” [5] 证明天皇对战争具有否决权。

　　---1933年2月4日，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上奏提出作战计划，获裕仁天皇批准。[6] 关东军重启战端，出兵热河，3月24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奉命回国向天皇报告热河的作战情况。据冈村宁次的回忆，天皇陛下“颇为热心地听取了我的上奏”[7]。战事持续到5月31日签定塘沽协定才暂时中止。

　　---1937年7月7日爆发七七事变，根据支那事变画报创刊号报道，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于7月11日下午7点35分再度赴叶山皇室离宫，就有关北支事变（七七事变）统帅事宜向天皇呈奏。同日8点44分抵达逗子车站返回东京。[8]

　　---裕仁在1937年8月5日公然违反国际战争法规，命令军队对待中国俘虏不必遵守国际法。[9]

　　---1937年11月，皇族成员朝香宫鸠彦王代替生病的松井石根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并指挥12月2日到6日攻打南京的战役。朝香宫鸠彦颁布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命令，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0][11]

　　---裕仁对参与屠杀暴行的高级将领予以嘉勉。1938年2月12日，朝香宫回国复命，裕仁就在皇宫接见并对他的屠城“战绩”大加赞赏，特赐雕有日本皇室菊花纹徽的银质花瓶一对，以示褒奖且因“战绩”恢复朝香宫的皇室身份。他的军衔也因屠杀“有功”而被晋升为大将。[12]

　　---裕仁天皇还公开表扬谷寿夫等主事南京大屠杀的领导干部，据1940年2月11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报道，谷寿夫、中岛今朝吾、牛岛满、草场辰巳、佐佐木到一 等，因攻占南京有功，获得天皇恩赏绶勋。[13]

　　---裕仁经常颁发勋章做为奖励手段。象征日本最高荣誉的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在战前多数颁发给右翼军人，包括畑俊六、林铣十郎、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及川古志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永野修身等；以及主战派大臣，例如近卫文麿、荒木贞夫、广田弘毅、重光葵、小矶国昭、东乡茂德等，显示裕仁天皇鼓励侵略战争。

　　---战争时期，裕仁天皇以大日本帝国皇军大元帅身分，坐镇大本营，听取战报，批准军部或指示军部行动，由军部立案，参谋总长向天皇上奏。经过“御说明”“御下问”“奉答”流程，最后由天皇裁可，发布大陆命、大海令、大陆指、大海指等军令指示皇军作战方向，这证明天皇拥有统帅权。[14] [15] 1937年7月，裕仁授权使用化学武器第一号令：“适当时候可以使用催泪弹”。1938年，日本开始使用毒瓦斯、毒气、细菌武器等国际上禁止的“细菌战”，造成中国大量无辜人员的伤害。而这些武器首先必须取得天皇的许可，才能由参谋总长发出指令。据统计仅武汉战役中，日本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1939年5月，裕仁签发“大陆命301号”，批准在东北边境开展化学武器试验，1940年批准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一直到1942年。[16]

　　---根据《Khabarovsk War Crime Trials》一书提到，在苏联伯力受审的关东军战犯，陆军军医中将梶冢隆二供称，731部队是奉天皇敕令建立的。[17][18] [19] 甚至皇室成员也参与计划，包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三笠宫亲王，以及他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其他皇室成员视察过沈阳、长春、哈尔滨细菌战实验室。天皇表弟竹田恒德亲王担任关东军首席主计官要职，掌握细菌部队经费，并主管审批各支部访问者，发通行证。当关东军司令官参观731实验室时，竹田全程监护。谢尔顿·H·哈里斯著作死亡工厂一书分析，裕仁天皇在1926年继承皇位前就对化学战和细菌战表现强烈的兴趣，他不但是知名的海洋生物学者，他很早就迷上了带病真菌、杆菌和各种培养研究，裕仁相信科学是实用工具，必要的战争手段，这种手段包括化学战和细菌战。[20]

　　---裕仁天皇担忧在战场上对美军使用生化武器会遭受更大的报复，下令严禁对美军使用生化武器，因此细菌战只针对中国。[21]

　　---裕仁1938年年底签发实施无人区作战的第241号《大陆命》，日军开始毁灭作战役，并且愈演愈烈，1938年后持续五年空袭的重庆大轰炸、1940年后对解放区实行的“反扫荡”、发展成“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目的是“加强对敌人的封锁，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甚至“让敌人将来再也无法生存”。据估算，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240万以上。[22] [23]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3条规定：天皇得以宣战、媾和及缔约。裕仁天皇也曾行使权力宣战，珍珠港事变隔日裕仁颁布对美英两国宣战诏书[24]，下令日军全力进攻。 裕仁也是太平洋战争决策者。早在1941年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的《伴随形势发展的帝国国策纲要》（情势ノ推移ニ伴フ帝国国策要纲）以及9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遂行要领》，[25]已经确定对英美开战。御前会议是指天皇、首相、内阁大臣、军部高层共同参与的会议。当时首相是裕仁亲信近卫文麿，因此将太平洋战争责任由东条英机一人承担并非事实，东条英机执行的是裕仁预先制定的作战方针。

四氟

* 战争责任（续前2）

　　---1943年后期，盟军逐步收复失土，日军战况失利，节节败退；研究显示裕仁天皇鼓励军民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捍卫国土。[26] 例如塞班岛战役，岛上军民舍命顽抗，战斗至弹尽粮绝仍不投降，未战死的军民最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跳崖。战后，自杀地点因此被命名为万岁崖。军部大本营担忧全军覆没会打击士气，于是美化宣传殉国行为，“打着一亿总玉碎”、“七生报国”的口号，意指全国人民都能为天皇牺牲，战场各地日军受到感召，纷纷响应玉碎行动，令盟军遭受巨大的损失。

　　---1944年7月18日，东条英机被迫承担挑起太平洋战争责任辞职，交出军政大权，政治生涯结束。东条下台后，日军的抵抗反而更加猛烈；神风特攻队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是绝对效忠天皇的死士，传闻队员在行动前喝下天皇御赐的御前酒，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向盟军发动自杀攻击。由此可见，日军的疯狂行为不是由东条英机一个人独裁主导的。

　　---日本投降时尚有兵力720万。他们在裕仁一声令下迅速撤军、弃械、缴械、交割占领地和移交主权给盟军，鲜少有抗命的情形出现，由此足见裕仁天皇才是皇军最具有号召力和公信力的实质领导者。日本投降后，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将裕仁列为日本头号战犯。英国首相艾德礼、苏联总书记斯大林分别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严惩战争罪犯裕仁天皇，建议经公审后绞死。

　　---麦克阿瑟考虑到为了在远东扶植与共产党俄国进行冷战的盟友，并且一个因审判处决天皇而陷入混乱的日本不利于美国的利益，而天皇制度能起到凝聚日本保守反共势力的作用，因此麦克阿瑟本人支持放弃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此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急电报告：

　　---“ 日本国民……对日本天皇崇敬备至，已达百余年之久。在太平洋战争中，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曾以此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手段，号召为天皇而自我牺牲。而战后日本国民对裕仁天皇的崇拜有增无减，视如国神。我认为，如果对裕仁天皇公审处决，必将使全日本国民信仰的支柱彻底崩溃，甚至在日本全国引起反对盟国的疯狂骚乱和暴动。处决裕仁为日本举国所不容，我们重建和改造日本的前途则不堪设想，结果可能是历史的悲剧。 

　　因而，我本人作为盟国驻日本国的全权代表，出于对日本国未来命运的考虑，决定对裕仁天皇免予战争责任的起诉。

　　---如果盟国决定逮捕和作为战犯处决天皇，那么驻日盟军统帅部将需要增援100万作战部队……” 

　　---华盛顿很快回电同意麦克阿瑟的意见，于是麦克阿瑟颁布了盟军总司令部第一号令：

　　出于对日本前途和国民信仰的考虑，盟国决定对日本天皇裕仁不予追究发动战争的责任，不予起诉和逮捕。今后裕仁的人身地位和人身自由，应与其他日本国民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 

　　日本宣布投降时仍保有的720万兵力，是美国与盟国顾虑的主要原因之一，[27] 最后，不但天皇免于审判，连同23名担任高级将领的皇族亲王也受到保护，全体不起诉。

　　---天皇傀儡论并无具体证据，何人参与控制天皇、胁迫天皇、恐吓天皇、威胁天皇乃至夺走天皇权力，相关人事物，时间、地点全都交代不清；在当时的时空背景，天皇的权威达到巅峰，皇军们愿意为天皇死战，民间将天皇视之为国神，任何对天皇不敬的行为或言论根本难以在日本社会生存，皇军将领的人物传记均未见有谁不利于天皇。1947年，东条英机接受东京审判时证言:“日本臣民若违背陛下（天皇）的意志不可能做任何事，何况是政府高官。”[28]

　　---教科书和官方对天皇战争责任只字未提。根据麦克阿瑟回忆录，日本天皇到东京赤坂的美国大使馆，与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举行秘密会谈，裕仁曾说过：“我愿负发动战争的所有政治决定和军事行动的完全责任，这次拜见是为接受各国审判而来。”日本外务省2002年10月17日公开了日本二战投降后裕仁天皇与盟军司令麦克阿瑟首次会见的官方记录，其中并无后者在记忆录中所写的天皇自称要承担战争责任；2003年日本文艺春秋月刊7月号刊登由裕仁天皇草拟的谢罪诏书草稿，[29]证实裕仁天皇曾经有认罪意图。日本丽泽大学教授松本健一认为，由于担心在官方记录中留下谈及战争责任的部分将会在裁判中遭追究，官僚或者侍从可能从记录中删除了相关内容。[30]

　　---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二战题材的纪录片《揭秘裕仁天皇》片中描述天皇是逃脱审判的战争头目，引起日本社会哗然。尽管日本对BBC施加了强大压力，要求BBC立刻停止制作该纪录片，但节目仍2005年播出。[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