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论中国》连载

四氟

      近来闲逛各论坛，高手如林，雅士满坛。孤鹿不才，愿将基辛格《论中国》翻译贴整理转将过来以拜。

　　基辛格以一个西方纵横外交家的眼光，论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及二十世纪与美苏超级核大国的博弈。最后，寄期望中国--这个从历史的无上荣耀走入屈辱又重新崛起的大国--与当今霸主美国“共存共进”。
　　基辛格乃西人，对中国见识虽不能面面俱到，但也眼光独特。也许在酒坛里慢火煮煮，亦有鲜味，愿网友共赏之（或拍之）。话不多言，且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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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1962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他的政治军事将领们。在西部万里之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中印两国军队正在刺骨严寒中对峙。争执发生在一条有争议的边界线上，印度坚持英国殖民者划下的麦克马洪线，而中国只承认大清前朝的国界。印度军队站在他们自以为是的位置上被中国军队包围了。这时，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失败了。

　　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他在他宣称要抛弃的旧中国历史中寻得一条妙策。毛对他的将领说，中国和印度以前打过一个半战役：一个是在1300年前的唐朝，我们派兵帮助印度王朝平定了叛乱。那以后，两国享受了一段宗教和经济交流的繁荣期，所以中印不是永远的敌人；另外半个是蒙古（蒙古可以说是半个中国）的帖木儿大败印军，攻陷德里，杀了十万人。所以，毛说，这次要“敲”他们一下，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我们要克制，教训教训印度人就可以。

　　毛的部下—这些宣称要砸烂封建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没有一人怀疑历史与现实的战略意图有何相悖。军事部署按照毛的思路布置下去，几个星期后，中国军队给予印军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但是，在胜利后却退回了以前的实际控制区，甚至连缴获印军的重武器也全部归还。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当代领导人会以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为基准发动一场倾全国之力的现代战争，而且那么自信他的同僚能够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和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传奇的国家，她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和治国之策。

　　其它国家，包括美国，都宣称他们有着普世的价值和政治制度。但是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没有一个能坚持多久，包括被邻国认可。从公元三百年前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清朝的覆灭，中国一直是亚洲体系的中心。中国皇帝被看作为（也被邻国承认）天下政治等级制度的至尊，而其他国家的君主只是附庸臣子。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体就是文明的象征，就连她的征服者都部分或全部采用以装饰自己的合法性， 而这也正是他们最终融入中国的第一步。

　　这一传统的中国宇宙论经受住了几千年自然灾害和内乱外患的考验。即使中国在孱弱和分割的状态下也被认为是合理的政治中心。内部的或外来的乱世枭雄们占有了她，建都统治着她，却从不否认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央之国”。任何人要想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外交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作用就必须 —尽管可能过分简单地—先了解她的历史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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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的传奇

　　每个国家社会都有一个起源的传说。而中国文明好像是一个没有时间起点的永恒的自然现象。在黄帝的传说中，尽管人们尊他为华夏始祖，那时中国已存在了。当黄帝神秘现身时，中国正处于一种秩序混乱之中，各个部落互相残杀，英雄平定四方而称帝。
　　黄帝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开辟华夏的英雄。但是，传说他只是重建而不是创建中国，中国早已存在。在历史意识里中国永远都存在着，只需不断统一和复兴，不需创建。这一悖论在孔子时代又在重演。孔子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礼教的鼻祖，但孔子宣称他没有创立新礼教而只是复辟在动乱年代中遗失的旧礼。
　　中国文字始创于公元前一千六百年的商朝（1600-1046 B.C.）。那时，古埃及文明正处于巅峰期，古希腊的城市王国文明还没开始，而罗马文明还有待一百年后出现。然而，商朝流传下来的文字体系正在今天被十几亿人沿袭使用着。今天的中国人能够读懂孔子时代的文籍，他们的书籍和语言中蕴含了几千年的战争典故和朝闻轶事。
　　同时，中国历史上亦上演了无数次的战乱。一个皇朝倒下，又一个皇朝出现，往复不断，好像遵循某种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每当新的帝王统一了中国，即按照黄帝的先例，号称恢复中华泱泱大国（当然也有拓展疆土的时候）。正如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也是毛青年时期的最爱读物）的开篇语：“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分合交替中承传下来。
　　在中国正式一统于秦朝前，曾经有过两百五十年（475-221 B. C.）的封疆自治，叫战国时期。在欧洲，这个状态则相对于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国家欲打破力量平衡而争取霸位。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后，尽管经历过不断的分合，其周期有的达数百年，但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帝国统一并一直延续后世。
　　在其盛世，中国的影响圈波及整个亚洲大陆，从西伯利亚的松林到梯田相间的南方乡村和热带雨林，从布满渔村和港口的东海岸到西部的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广袤的大地和丰富的物产使中国人认为“天下”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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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强盛时期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中国几乎没有与有其相当规模文明的对手打交道的必要。中国人知道印度的存在，但正如毛指出，印度当时由多个分治的王国组成。两国通过丝绸之路有过物品和佛教的交流，但民间交往被不可跨越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断。与近东的波斯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甚至罗马文明的交流也因戈壁沙漠的残暴风沙而举步艰难。尽管时有贸易驼队穿越其间，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没有与另一个有其相当成就的文明社会有过深度交往。中国和日本在核心文化和政治体制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国似乎从不承认对方的至高权威。欧洲在当时更是遥不可及。

　　中华帝国的领地在东部达海岸而至。至早在宋朝（960-1279），中国的航海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那时，中国的船队可以载着皇帝到处征服和拓展。然而，中国没有跨海殖民，甚至对海外疆土不屑一顾。中国没有理由去驯服蛮夷接受孔子和佛教的道义。蒙古征服中国后，接管了宋朝训练有素的船队，并两次试图跨海东征日本，均受天气—日本称之为神风—影响无功而返。元朝垮台后，尽管技术上可行，但中国从未试图再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占领日本列岛的必要。

　　在明朝早期，1405-1433年间，中国发动了古代世界航海史上最卓越和神秘的一次远航。由郑和领队的宝船，当世无与伦比，经过印度，霍姆兹海峡，直达非洲好望角。当时欧洲的航海远征还未开始。中国的船队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技术的高度，船只的大小和数量，即使著名的西班牙舰队（还要等150年后出现）亦相形见绌。

　　历史学家现在还在争论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郑和是个传奇性人物：一个中国的穆斯林从孩提年代就被征入皇宫作了太监，有着与任何历史人物不同的经历。在他的远航过程中，每到一处都给当地的统治者呈送一份厚礼，宣扬中国皇帝的皇恩浩荡，同时邀请受礼者访问中国。 在中国，外来者须对皇帝行叩头大礼以表示天子至上和外民对中国中心体系的承认。除去宣扬中国的伟大，发送邀请来叩头的虚礼，郑和没有表示过任何领土征服的雄心。他只带回来礼品，或说“贡品”，除了象征性地扩大了“天下”的定义，他没有得到实际的殖民地和资源。最多可以说他为中国商人创造了优惠的贸易环境，或者说中国早期展示其“软实力”。

　　郑和的远征在1433年突然终止，这一年与北部边境出现的威胁相吻合。下一个皇帝下令拆除所有船只并销毁所有造船记录。这样的远航再没有重演过。尽管中国商人后来沿着郑和的航线进行过贸易，但中国的航海行为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后来中国的海岸受到倭寇海盗骚扰时，明朝的统治者只得下令沿海居民向内陆后撤十里躲避。中国的航海史从此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折页。（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技术卓群却自愿退出航海远征的事业，而这时正是西方刚刚对此表示兴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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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不偏不倚还是平等？

　　欧洲进入近代时期有着各式各样的政体—一群相互独立的王储和公爵们各自为政，罗马教堂宣称其权威在国家之上，新教徒也要组建自己的自治社会。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结构逐渐演变为一群力量相当的小国共存。这时，保持力量平衡的外交原则就不是一个选项而是生存必须的。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另外，也没有一个教会有足够的权威把自己的信仰化为普世的宗教。主权和平等的概念由此而生，并成为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基点。

　　与此相反，中国走进近代时，她已有了近千年形成的完整的王朝官僚体系，由全国通考选拔官员掌控着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中国从来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另一个国家长期保持接触关系，其原因很简单，她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与其规模相当的另种文化。皇帝坐在中国地理范围内的宝塔尖上似乎是自然规律，即天意。对中国皇帝来说，天意不包含与邻为敌，而是感化蛮夷。当时的中国也像现今的美国一样，在世界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中国只想控制住门阶下的几个蛮夷。她要争取的是像朝鲜那样的进贡国，承认中国独尊的地位，作为回筹，中国会给这些国家优惠的贸易权利。而对于更远的异邦，比如欧洲，中国所知甚少，但持一种有自我优越感的不冷不热的态度。

　　中国皇帝认为跑大老远去感化那些地处偏僻命运不济的国家是不切实际的。中国的感外理论是不向外邦输出思想而是让他们来讨取。中国相信邻国在与中国文明接触中获得了莫大好处，只要他们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那些不承认的都是蛮夷。对中国皇帝的顶礼膜拜和遵循朝廷礼仪就是这种“国际关系”的核心。中华帝国强盛的时候，这一文化圈就得到扩大：“天下”是个多民族国家，有人口多数的汉族和几十个少数民族组成。

　　中国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邻国。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民，他们喜欢在祖上留下的田地里耕作。中国的精英官员不是靠武功取得地位，而是靠学习孔子的课文和优雅的艺术，如吟诗作画。单个而论，那些蛮族就已经了得，要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可就不得了。

　　万里长城，在西方看来是中国的巨大成就，但在抵御外强方面却不是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只显示出中国防御的软肋。相反，中国的决策者们运用一系列的外交和经济手段把可能的外敌拉入中国管理的关系网里，其最大愿望不是去征服他们（尽管中国有时也发动军事征服行动）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蛮夷的联盟。

　　通过经济贸易刺激和政治舞台的技巧性运用，中国劝服邻族人按中国中心的规范方式生活，同时彰示令人敬畏的***威严，以避免可能的入侵者胆敢考验中国的力量。其目的不是征服蛮夷而是“放松缰绳驰马”。对那些不听话的蛮夷，中国会采用离间计将其他们分化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

　　这一方略的目标实质上是防御，即防止中国边境的蛮夷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蛮夷管理的原理已经结晶于中国的官方指导思想里，以致于当欧洲“蛮夷”开着炮舰抵达中国海岸时，中国官员也用前朝的语言来描述他们面对的新挑战。他们想先“以夷制夷”然后再安抚进而驯服“蛮夷”。他们就是用这一传统策略应对英国人最初的破门而入。他们把欧洲其它列强也请进门来，希望先挑起列强之间的争夺再操纵他们。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中国的朝廷采取了相当务实的措施。中国人贿赂蛮夷，或利用汉人的多数去掺杂蛮夷的种族成分。当被打败时，中国人可以屈服于蛮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样，作为将他们中国化的前奏。中国朝廷经常实践一种在其他场合下被认为是阿谀奉承的手段，尽管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使得中国官员不失其仁慈而高高在上的面子。汉代贾谊就曾提出过“五饵”政策以管理中国西北部的匈奴：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在强盛期，中央王国的这一外交政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在衰退期，它掩饰着中国的软弱使得中国能够暗中操纵各种竞争力量。

　　与这一区域近代崛起的权力竞争对手相比，中国是一个满足的帝国，没有多少扩张领土的野心。正如汉朝的一个学者（？）所言：皇帝不辖蛮夷，来者不拒，去者由之。所谓大中华圈的目的就是与分离而顺从的边缘国和睦相处，而不是把他们纳入中国的统一版图之中。

　　中国基本的务实主义最显著的一种表现就是依附于征服者。当外国王朝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时，中国的官僚精英能够服务于征服者并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精深为理由请求征服者用中国的办法、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官僚治理中国。几代下去，征服者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们原来想要统治的中国人了。最后，连征服者的家园领地—当年向中国进攻的出发点—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把征服工程整个掉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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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插一段：
孔子学说

　　几乎所有的帝国都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但没有一个是靠暴力维持下去的。持久的统治需要将暴力转化为自觉行为。非如此，则统治者的能量将消耗在无休止的压制中而无暇计划未来。这正是国家政治的终极课题。如果压制给共识让路，帝国则享运持久。

　　中国亦不例外。统一一个王朝，周期性地推翻和重建，有时是很残酷的。中国历史上不少见残忍的叛乱者和集权王朝统治者。然而中国在东方屹立几千年不倒与其说是归功于帝王的强权统治毋宁说是主要归功于蕴藏于民间的社会价值和学者官员的治理。

　　中国文化至少令人称奇的一面是她的价值观是非宗教的（世俗的）。当印度信奉佛教，犹太人宣称有神论，以及其后的基督教和穆斯林教， 都预言一种死后灵魂再生的召唤，中国却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没有关于宇宙创造的神话（译者注：女娲被认为是创造中国人的女神，她也只是补天，那时天地已经有了，与黄帝的传说何其相似），他们的宇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她的价值也是中国人原创。

　　中国的主要社会价值是由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哲学家孔子（551-479 B.C.）提出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770-476 B.C.）末期，那是一个政治动荡时期最后导致各国互相残杀的战国时代（475-221 B.C.）。周朝的统治衰落，无力管束诸王对政治强权的竞争，贪婪和暴力并驰，“天下”不成体统。

　　像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译者注）一样，孔子是个游说者，希望能够在一个国家拜相以辅佐其生存发展。但是和马基雅维里不一样的是，孔子关心构建河蟹社会， 而马基雅维里只玩弄权术。孔子的主题思想是温情统治，礼教周全和虔敬孝顺。也许因为这些都不能给他的可能雇主提供一个取得权力和财富的捷径，没有一个国王给他下聘书。孔子最后没有实践他的愿望，含憾而死，而中国继续滑向政治塌崩和战争。

　　但是孔子的学说，由他的学生们记录下来，得以保存。当流血终止而中国再次统一站起来时，汉朝（206 B.C.-A.D. 220）采纳了孔子的思想作为朝纲。孔子的话语以及后来学者的补充评论被收集成册—论语，并逐渐演变成中国的圣经和宪法的集成体。专攻这些课本的人通过全国科举被选入国家的官僚体制中服务，即被派到各地为皇帝维持河蟹社会。

　　孔子为治理他所处时代的乱纲现象而提出的答案是构建一个公正的河蟹社会。他声称这是在中国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周朝，译者注）就被实践过的。人类的中心精神任务就是重新发掘这一将要失传的社会秩序。精神的满足不是自我解脱和自我解放而是耐心地恢复已被忘掉的自我约束原则（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译者注），其目标是复礼而不是社会进步。

　　孔子提倡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每个人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在孔子的社会里，每个人以服从为天命而达到整体河蟹。不似神教类宗教，孔子不是提倡自我救赎。他的哲学讲究通过个人的正当行为救赎社会。面向现实世界，他的思想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不是通向死后灵魂再生的路线图。

　　在中国秩序的顶端站立着皇帝，这是一个在西方制度里找不到平行的一个位置。他具有社会秩序在精神和实务上的双重体现。中国皇帝既是一个政治统治者又是一个超自然的象征。作为政治统治者，他集天下主权于一身，站在政治等级的终端，至高无上。这正好是孔子社会结构这面镜子里的映像。中国的礼数程序坚持用叩头—双膝跪伏用前额触地三次表示臣服—的方式表达对上尊的敬仰。

　　皇帝的第二个作用即超自然的象征是作为“天子”，一个承接天地人的符号。这一符号也暗示了皇帝的义务。通过人性作为，正确的礼仪和适量的刑罚来引导大大小小事务取得大河蟹。如果皇帝失德，便天下大乱。甚至自然灾害都可能喻示天地失衡，当朝皇帝已失去上天的旨意，叛乱即起，新朝将取代旧朝继续执行天意重整河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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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现实政治和孙子兵法

　　中国人一直是聪明的现实政治实践者和战略学的学生，只不过他们的战略和外交与西方所习惯的很不一样。动乱的历史教会中国领导人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并且过分强调对一件事情的完全掌控会扰乱宇宙的河蟹（有点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意思，译者）。有太多可能的敌人（或不稳定因素，译者）以致于中国无法生存在绝对安全（稳定）之中。如果中国的命运是相对安全，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相对不安全，这需要学习十几个有着不同历史经历和雄心的邻国语法。

　　中国的决策者几乎从不把宝押在一场全胜或全败的冲突结果上。持续多年的有计划性的运作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总是把在一场绝定胜负的力量冲突中获胜的英雄捧上领奖台，而中国的理想强调不显山露水地、间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对优势。

　　这一对比反映在每个文化的智力游戏当中。中国最耐久的游戏是围棋。围棋是一种以棋子（石子）圈地的游戏，它暗含了战略包围的概念。一个由19乘19条线构成的棋盘开始是空的。每个玩家有180个棋子供他用玩（分黑白两色），每个棋子的价值与其他棋子是相等的。玩家可以轮流将棋子随意放在棋盘上任何一个位置，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包围和捕吃对手的棋子。几场角逐在棋盘上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随着玩家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和应对对手的意图而落下每一个子，棋盘上力量的平衡逐步变化。在一个玩得好的棋局终盘，棋盘上布满了互相交错的力量地盘。优势的差额往往很小，在一个外行眼里，胜负不是一目了然的。

　　而西方的象棋则是讲究全胜。游戏的目标是将军，把对方的国王逼入死角。大多数象棋棋局的胜利是靠消耗角色棋子而取得的，很少的也有通过戏剧性的巧妙一击将军。象棋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平局，双方都放弃了战胜对方的希望。

　　如果说象棋代表一个决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就更像一场战役。象棋玩家以胜负为目标。围棋玩家则争取相对优势。在象棋中，对手的实力全部展现在你的眼前，因为棋子都摆在棋盘上。围棋玩家不但要估算棋盘上已有的棋子力量对比，还要估算对手将要把下一子放在哪里（即隐形的力量演变，译者）。象棋教给我们克劳斯维兹的“重心论”和“决胜时刻论”—象棋的开局通常都是在棋盘中心展开厮杀。围棋教给我们战略包围的艺术。象棋玩家盯住对手的棋子以一系列头碰头的厮杀步骤消灭之，而围棋高手则走进棋盘上的“空地”，逐步加强自己或削弱对手的战略优势。象棋培养专一思维，而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在中国的军事理论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对比。它的基础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建立起来的，那时敌对的王国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使得中国人口迅速消减。应对这样的大规模屠杀（并希望在斗争中取胜），中国的思想家发展了一种强调通过心理优势取得胜利的战略思想并且提倡避免直接冲突。

　　这一战略传统的主要历史人物是孙子，他写了一部《孙子兵法》。而令人称奇的是没有人能肯定孙子确有其人。从古代起，学者就争辩《孙子兵法》作者的身份和著书年代。传说孙子名孙武，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770-476 B.C.）的将军和军事顾问，他的军事箴言被他的学生收集记录成书。

　　两千多年以来，《孙子兵法》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中心思想。它由古典文字以半诗词半散文的风格描述了孙子对战略、外交和战争的警世性观察和思考。它的格言在二十世纪中国内战中孙子的学生毛泽东手里得到活生生的再现，还有在越南战争，胡志明和武元甲也分别对法国人和美国人使出了孙子的间接攻击和心理战术。近年来在西方，孙子又获得了第二职业，他的著作《孙子兵法》大量流行，被当作企业管理的法宝。甚至在当今，孙子的课文读来还是很有接近现实的见识，使他无愧位列世界级的战略思想家。人们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窘迫不堪是因为她违背了孙子的箴言。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孙子把两个领域合并到一起了。西方的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决定性时刻组成压倒优势力量，孙子则建议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主导优势使得冲突尚未开始胜负便见分晓。西方战略家在战斗的胜负中考验他们的道理，而孙子在不战而胜中验证他的道理。

　　孙子关于战争的论述不像欧洲军事文献那么辉煌，它也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他的论述甚至带有悲剧气质，如《孙子兵法》开篇的警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用兵要慎，不可怒不可嗔，…，译者）

　　对孙子而言，胜利不简单是战场上军队的凯旋，而是军事冲突意图捍卫的政治目标的最终实现。降低敌军的斗志或将他逼入无可逃脱的劣势境地比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相见是为上策。因为战争是复杂而绝望的事业，知己知彼是关键。战略较量可以演变为一场心理意志比赛：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在理想情况下，主帅取得了主导优势就可以彻底避免了战争。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在作足形势分析和后勤、外交和心理准备后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所以，孙子说：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因为战略上攻击敌人和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觉因素，所以孙子非常强调诡计和欺诈，他说：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对于遵循孙子箴言的主帅来说，用诡计欺诈得来的胜利比战场上用兵要更人性化（当然也更经济）。《孙子兵法》建议主帅引诱他的对手帮助自己完成目标或将他逼入一个不可能获胜的位置使他不得不选择率全军（甚至全国）投降以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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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最重要的见识也许就是在军事或战略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天气、地形、外交，无间道、后勤供给，力量平衡、历史认识、惊吓和斗志。每个因素都影响着其它，引发相对优势和动量的莫测变化。战争没有孤立事件。
　　因此，一个战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个单独的事态而是确定它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形势是静止的，任何一个状态模样都是临时的，同时也是演变的。战略家必须掌握它的变化趋势并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孙子用“势”来概括这个意思，西方没有对等的概念。在军事意义上，“势”代表了一个正在展开的形势的战略趋势和它的“势能”。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孙子兵法》的这些话就是教人因势而动，因势利导，方能取胜。

　　对孙子而言，一个战略家把握“势”就如水往山下流，自动地发现最快捷容易的路径。一个称职的主帅会等待时机率兵出战。他首先避开敌人的锋芒；他肯花时间观察战场上的战略形势变化以谋求利用。他研究敌人的斗志和物资准备，调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玩弄敌军的心理弱点—直到最后他察觉机会到来才向敌人的软肋给予致命一击。那时，他快速调动所有资源，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沿着最小阻力的进军路线突然出击，一举成功。《孙子兵法》讲的是心理和政治上的优胜而不是恐怖主义袭击。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

　　当然，这种“运作”办法是理想化的，而非总能现实发生。在中国历史中，曾出现过“大张旗鼓” 的杀戮，比如三国时代、清朝初期、太平天国叛乱、二十世纪的内战，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每次最大的流血冲突都伴随着中国内部秩序的崩溃----用另一句话说，是治疗内伤流的血。

总的来说，中国的圣人认为世界是征服不过来的；聪明的统治者只能希望与他的周边河蟹相处。没有神马新世界让人口繁衍。中国就是希望之地，而中国人早就在那里代代繁衍生存了。中央王国的文化祈福能够施予四方，就像中国对待她的周边邻国那样。但是，冒险出海去驯化蛮夷就不那么荣耀了，因为远处的蛮夷不可能够学会***的传统。

　　也许这就是中国放弃航海的深层原因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820年评论中国说：中国过分依赖陆地，这限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只有走向大海才能解放出来。“亚洲国家的光辉政治说教中缺少脱离陆圈限制伸向海洋的愿望，尽管这些国家都与大海相接，如中国”。西方国家已经起航把他们的价值和贸易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这方面，黑格尔评论道，大陆中国—事实上曾经有过强大的航海能力—“被自己的历史发展观托了后腿”。

　　有着这些特殊的传统和上千年的至尊习惯，中国作为这样一个传奇性的帝国走进近代：一个国家宣称她的文化和政体是普世性的，却不给力传播；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对外国贸易和技术发明无动于衷；一个有着辉煌文化的国家由一帮对西方的远洋出征一无所知的所谓学者精英们掌管着；一个在无比广大的地理范围上建立的政权不知道技术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将威胁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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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

　　在18世纪末，中国站在帝国伟大的高度。1644年，东北的满族部落骑马进入中国，建立了清朝，将中国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结合满族和蒙古族的军事实力和汉人的文化和政府实力，它开始了北部和西部的领土扩张计划，建立中国领域的影响力深入到蒙古，西藏，和现代新疆。中国站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至少是地球上任何帝国的强大对手。

　　然而，清朝的高峰也变成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对于中国的广袤财富吸引了西方帝国和贸易公司的关注，它们远在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概念和国器范围之外经营。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面临的“蛮夷”不再寻求取代中国王朝和宣称天意为己任；相反，他们建议用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景愿更换中国中心系统，即自由贸易而不是进贡，设立驻京大使馆和外交交流体系，不要称外国元首为“尊敬的蛮夷”和要求他们承诺效忠北京的皇帝。 

　　中国的精英们还不知道，这些外国社会已制定了新的工业和科学方法，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或许曾经—超越中国。在西方，蒸汽机、铁路、新的制造业和资本形成使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满怀着征服的冲动，他们蜂拥而入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西方列强认为中国普遍称霸欧洲和亚洲是可笑的。他们决心将自己的国际行为标准强加于中国，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由此产生的对抗严重挑战了中国的基本宇宙观，留下的伤口在一个世纪后中国恢复天下一统的时代仍然化脓。 

　　从17世纪开始，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他们看待欧洲人与其他帝国边缘的藩篱有很少区别，也许他们特别地更缺乏中国文化造诣。在中国官方看来，这些“西洋蛮夷”被归类为“进贡使节”或“蛮夷商人。”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些人被允许前往北京，如果有皇帝在场，他们被期望执行叩头仪式：一种额头触地三次的虚礼行为。 

　　对于外国代表，进入中国的口岸和到达首都的途径有着严格的限制 。进入中国市场是有限，只有在广州（当时称作Canton）严密监管下的季节性贸易。每年冬天客商必须返航回家。他们不被获准进入中国进一步创业。行商条例故意在海湾举行。对这些蛮夷教授汉语或出售中国历史和文化书籍均是非法的 。他们的交流只有通过特别授权的当地商人 。

　　自由贸易、驻地使馆，和主权平等的概念—这些欧洲人在世界每个其他角落几乎都享有的最低权利—在中国闻所未闻。只有俄罗斯已经获得了一个默契的例外 。它的迅速东扩（沙皇的领域现在已覆盖清朝的新疆、蒙古和满洲领土）使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威胁中国。在1715年，清朝允许莫斯科在北京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领馆，它最终成为事实上的大使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此类外国领馆的唯一。 

　　西欧商人扩展接触，尽管十分有限，却被清朝视为相当放纵。在中国人看来，天子施仁，让他们分享中国贸易，特别是茶叶、丝绸、漆器和大黄，对这些东东西洋蛮夷大开其贪婪的胃口。欧洲离中央王国太远而不能沿着朝鲜或越南这条路线汉化。 

　　最初，欧洲人接受了他们作为中国朝贡秩序中的有求者身份，在那里他们被称为“蛮夷”，他们的贸易被当作“贡品。”但是，随着西方列强财富和信念的增长，这种状况站不住脚了。

四氟

马戛尔尼使团

　　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对英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记录中被称为“红毛鬼”）尤其是冒犯。作为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商业和海军霸权，英国对中央王国宇宙观指定它的作用感到郁闷，特别是因为英国注意到，中央王国的军队仍然主要使用弓箭而其海军几乎不存在。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对受中国政府指定的商人“挤压”越来越不满，中国法规要求对所有西方贸易进行提成。他们寻求获得东南沿海以外的其它中国市场。

　　英国的第一个补救这种情况的重大尝试是1793年至1794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访问中国。这是一个最显着的，最好愿望的，不带“军国主义”色彩的欧洲努力，企图改变当时的中西方关系格式，并实现自由贸易和平等基础上的外交代表 。 它彻底失败了。 

　　马戛尔尼的使命在一些细节上有研究指导意义。特使的日记说明了中国如何看待其在经营实践中的作用—和中西方外交看法之间存在的鸿沟。马戛尔尼是一位杰出的公务员有着多年的国际经验和敏锐的 “东方”外交感察力。他也是一个有显着文化成就的人。他曾在圣彼得堡非凡的凯瑟琳大帝朝中担任三年特使，在那里他谈判了友好贸易条约。回来后，他发表了一个广受欢迎的著作，记叙了他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观察 。他后来担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具备同时代任何人最好的素质开创一个跨文明的新外交 。 

　　马戛尔尼访问中国的目的，对当时任何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也显得态度谦虚—尤其是以最近在邻近大国印度建立的英国统治相映射。内政大臣亨利?登打士将马戛尔尼的指示限定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即试图实现“与一个也许是地球上最传奇的民族自由沟通。”其主要目的是在北京和伦敦互立大使馆和开放中国沿海其它口岸进行商业贸易。关于后一点，登打士提请马戛尔尼注意在广州的“令人沮丧的”和“任意的” 限制条例系统，它阻止英国商人从事“市场公平竞争”（一个在儒家中国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登打士强调，他应该否认任何对中国领土的野心—这必然会被迎接人认为是一种侮辱，因为它意味着英国有尝试此类野心的选择。
 
　　英国政府以平等条件对待中国朝廷，给予一个非西方国家以程度罕见的尊严而在中国被视为傲慢抗旨，这肯定会雷倒英国统治集团。登打士指示马戛尔尼趁“最早的机会，”给中国朝廷留下深刻印象，说英王乔治三世认为马戛尔尼的使团是到“一个世界上最文明、最古老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大使，观察其著名的机构，与其沟通并必须在该国与我们的国家之间毫无保留的友好交往结果中获得好处 。”登打士指示马戛尔尼遵守“所有***礼仪，这些可能有失你的主权荣誉或降低你自己的尊严，从而危及谈判的成功。” 登打士强调，他不应该“让任何琐碎拘泥形式成为重要利益的障碍，”而这些只有使命成功才可能获得。

　　为了进一步帮助他取得目标，马戛尔尼带去了英国科学和工业实力不胜枚举的样品。马戛尔尼的主要随行人员包括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医生，一名机械师，一位冶金学家，一个钟表匠，一个数学工具制造商，和“五位德国音乐家”，他们将晚间演奏 。（这些表演是使团比较成功的方面之一。）他给皇帝的礼物包括一些工业制造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显示中国与英国贸易可能会获得神奇的利益：火炮，战车，镶满钻石的手表，英国瓷器（山寨版，清朝官员对源自中国的艺术形式表示赞许），乔舒亚?雷诺画的国王和王后的肖像画。马戛尔尼甚至带来了热气球，计划让他的使团成员乘其飞越北京，作为示范，但没有成功。

四氟

　　马戛尔尼的使团没有完成一项具体目标；观念的差距实在太宽。马戛尔尼意在表明工业化的好处，但皇帝将他的礼物理解为贡品 。英国特使期望他的中国东道主认识到，他们已经绝望地被科技文明的进步甩在后面，只有寻求与英国的特殊关系，才能纠正自己的落后。事实上，中国视英国为一个傲慢无知的蛮夷部落想获得天子的特殊青睐。中国仍然拘泥于其农业生产方式，随着人口增加，粮食生产比以往更加迫切，儒家官僚忽视了工业化的关键要素：蒸汽动力，信贷和资本，私有财产和公共教育。 

　　第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发生在马戛尔尼一行到热河访问时，那是位处北京东北的皇帝夏宫，他们乘坐中国游艇沿岸游览，船上载满丰厚的礼品和美味佳肴，但悬挂着一条大幅标语，宣称“英国大使给中国皇帝进贡。”马戛尔尼为了保持与登打士的指示一致，决定“先不言语，保留自己的意见等到出现合适的机会再说。”当他接近北京时，然而，负责管理的行政官吏揭开了谈判的盖子，这时观念的差距反映在更清晰的光线下。问题是，马戛尔尼是否要向皇帝磕头，或是否像他坚持的那样，他可以遵循单腿而跪的英国定制 。 

　　中方的陈述以一个迂回的方式开启讨论，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回忆，他们评论“在不同国家普遍存在的礼服的不同模式。”中国官吏的最后结论是，中国的礼服是卓越的 ，因为他们让穿着者执礼时行动更轻松，他们说，“顶礼膜拜是所有人在公开场合面见皇帝的习俗。”英国代表团在趋见威风凛凛的皇帝之前脱掉其繁琐的膝甲扣和吊袜带就有那么难吗 ？马戛尔尼反驳说皇帝可能会更欣赏他“以相同之礼拜君如拜吾主。” 

　　关于“磕头的问题”的讨论间歇性地持续了几个星期。中国官吏建议，马戛尔尼的选项是磕头或空手回家；马戛尔尼拒绝了。最后商定，马戛尔尼可以遵循欧洲的习俗，跪下一个膝盖。事实证明这是马戛尔尼唯一的赢点（至少作为实际行为；据中国官方报告指出，马戛尔尼，被皇帝的崇高威严镇服，毕竟最后磕头了） 。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礼仪程序的复杂框架内，这同时也反映了在挫败和拒绝他的建议过程中马戛尔尼的最明智之举。笼罩在包罗万象的礼仪程序中，保证每个方面都有其天理安排的不可改变的目的，马戛尔尼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开始他的谈判。同时，他带着尊重和不安的混合感情注意到中国的庞大官僚体系的效率，他评价说：“与我们相关的每一种情况，和从我们的嘴唇吐出的每一个字，在每分钟都被报告，并被牢记。”令马戛尔尼惊愕的是，欧洲的科技奇迹没有给拿其把玩的中国官员留下任何可以察别的印象。当马戛尔尼一行展示他们安装的大炮时，“我们的陪同人员假以轻心，并对我们说，（好像）这种东东在中国没有什么新奇。”他的镜头，战车，和热气球被礼貌屈尊式地拂袖一边。 
　　一个半月后，大使仍在等待面聆皇帝的圣喻，这段时间完全消耗在欢宴 、娱乐、和关于面见皇帝的相应礼仪的讨论中。

　　最后，他在清晨四点钟被传唤到“一个巨大的、富丽的帐篷内”等待皇帝（乾隆），皇帝如参加隆重仪式，乘三十二台大轿出场。马戛尔尼对中国礼仪的壮观感到惊奇，“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个神秘的宗教庆祝仪式，其每个功能都是十分庄严肃穆地执行。”对马戛尔尼和他的同行，皇帝赐予 礼物后应受宠若惊，“给我们几道从他自己的桌上端来的菜肴，”，然后“他亲手斟温酒送给我们每个人，我们立即在他面前一饮而尽。”（注：皇帝亲自为外国使节斟酒，在汉代的“五饵”蛮夷管理术中就已经特别提到。）

　　第二天，马戛尔尼和同行出席了庆祝皇帝寿诞的集会 。终于，皇帝在戏园包厢里召见了马戛尔尼。现在，马戛尔尼假设，他可以办理他的使馆业务。相反，皇帝拒谈“业务”而给了他又一份礼物，一个宝石匣和，据马戛尔尼记载，“一小本书，由他自己亲笔书画，他要我呈送给国王，我的主人，作为一个友谊象征，说那个小匣是他家八百年的传家宝。”现在，皇帝仁爱表示已被加赋，中国官员建议说，时令已近寒冷的冬天，马戛尔尼出发的时间到了。马戛尔尼提出抗议，双方还未曾就他受官方指示的项目“进入谈判”，他“几乎还没打开他的公文包。”国王乔治的愿望是，马戛尔尼强调，他应被允许作为永久性的英国大使留住中国朝廷。

四氟

　　在1793年10月3日的大清早，一位朝廷官员叫醒了马戛尔尼，要求他穿着完整的礼服到紫禁城，他被召见面聆答复。等待几个小时后，他被领着走上一节楼梯到一个绸缎覆盖的椅子前，坐在那里的不是皇帝，而是一封乾隆皇帝给乔治国王的圣旨（信）。中国官员对圣旨叩首，马戛尔尼则单腿下跪。最后，皇帝的圣旨被用完整仪式运回马戛尔尼的商馆。它被证明是英国外交史上一个最屈辱的通信。 

　　诏书称英王为“尔国王”并赞许英王乔治“恭顺”派使节到中国进贡，但实质上几乎全部反驳了英国提出的互派大使和通商贸易的请求。全文陈述 如下：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且***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

　　若云仰慕***，欲其观习教化，则***自有***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因为似乎没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马戛尔尼决定通过广州返回英国。当他准备离开时，他观察到在皇帝全盘拒绝英国的要求后，中国官吏，如果有什么意思的话，更周到地照顾他，使得马戛尔尼反思，也许***三思其事 。他询问效果，但中国人做完了外交礼节。因为蛮夷觐见者似乎并不明白精妙，皇帝又下了一道近乎威胁的圣旨。皇帝安慰英王乔治，他知道“尔邦偏居海外，隔断重洋。”但中国首都是“四方万国瞻仰之中枢???凡仰赖我朝之人均不许在京买卖。”他最后告诫：

　　朕已特此详晰开示，尔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皇帝，显然不熟悉暴力贪婪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他在玩火，虽然他不知道。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给予的评估意味不祥：

　　两只英国护卫舰将压倒帝国的整个海军力量 ???在半个夏季之内，他们可以完全摧毁其沿海的航船和减少沿海省份的居民，从食鱼为生到绝对饥荒。

　　无论当时中国的行为现在看起来如何霸道，人们必须记住，它已经在组织和维持一个主要的国际秩序方面工作了几百年。在马戛尔尼的时代，与西方贸易的福祗远非不言自明：因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大致为英国的七倍，皇帝也许以为是伦敦需要北京的援助，而非反过来。毫无疑问，***庆贺自己麻利地处理了这一蛮夷使团，这种使团其后二十多年没有重来。但休养生息的原因不是中国外交的技能而是拿破仑的战争，它消耗了欧洲国家的资源。拿破仑完蛋不久，在1816年，英国就有了新任务出现在中国沿海，它由阿默斯特勋爵率领。这次在英国使节和***官吏之间关于礼仪的对峙演变成宫殿外的肢体斗殴 。当阿默斯特拒绝给皇帝叩头时，中国人坚持他这样做，称皇帝为“天下主权，”，他断然取消使命。英国的摄政王子被命令“服从”，为“文明转型的进展”而努力；在此期间，没有进一步派大使的必要，“ 以证明你确实是我们的代表。”

　　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派出另一个使团尝试全面决议。 帕默斯顿，对清朝法规方面略知一二，派出苏格兰的海军将官纳皮尔勋爵并给予互相矛盾的指示：一方面要“遵循中国的法律和惯例”，另一方面，同时，要求永久性的外交关系和英国驻京大使馆，进入中国沿海更多的口岸，以及，作为良好的措施，与日本自由贸易。

　　纳皮尔抵达广州后，他和当地总督却进入僵局：每方都拒绝接受对方的信件，因为双方都认为对待一个如此低位的对手是自贬身份。中国地方当局给纳皮尔起了一个中国外号，称他为“碌碌小人”，他则使用本地的翻译服务在广州周边张贴交战书。最后，天命为中国解决了这个棘手的蛮夷问题，纳皮尔和他的翻译官都染上了疟疾热病并离开这个世界 。然而，在死前，纳皮尔注意到香港的存在，当时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礁岩岛，他评估它会提供一个绝佳的天然良港。

　　中国可能为强迫另一轮叛逆蛮夷遵守***法则而沾沾自喜。但是，这是最后一次英国接受拒绝。其后每年，英国的坚持变得更具威胁性。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总结了马戛尔尼使命余波在英国的反应：“如果中国仍然封闭，那么大门必须用炮轰开。”中国的外交动作和断然拒绝只能延迟却不能避免与现代国际体系互动，因为它是沿着欧洲和美国的思路设计的。照此计算，将对中国社会在其漫长历史中造成最令人痛苦的社会、知识和道德变形。

四氟

　　没想到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时，乾隆皇帝竟然这样牛，都不现身一下，哈哈，霸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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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下面偶借题发挥一下（无针对性）：

　　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恐怕是中西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的第一次榫齿咬合的尝试。以前的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都是在商品互通有无的层面上，不是国家政治深度交流。

　　之前即使外族征服整个中国，也是在土地上意义上，就是马蹄子跑到哪的问题，而文明从未被征服或取代过，因为中国周边的蛮夷与中华文明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就像前面的地图表明的那样，每当中国由外族改朝换代，如元，清，中国的版图就骤然增大。而由汉族复兴的皇帝貌似对荒蛮之地从来不感兴趣，送点东西，嫁个公主，面子上过得去就完了，所谓蛮夷管理，管理的只是面子，从未从政治上深度管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周边夷族骚扰不得根治之故。

　　乾隆皇帝在中国历史观里算是好皇帝了吧，开创乾隆盛世（尽管有说雍正打的底），总之符合孔子的河蟹社会构想：天子施仁政，万民顺之。近来电视剧也渲染他与纪晓岚斗（逗）贪官和珅和与私生女还珠格格玩耍的戏，蛮有人情味。但作为国家领导人，却没有放眼世界（当然可以说历史局限性），错过了与正在崛起的西方文明共同打造新世界格局的机会。其后的皇帝亦一错再错，将中国领入深渊。

　　试想，如果那时乾隆爷接纳了马戛尔尼，并吸收西方新技术，这要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一百年吧。即使那时大英帝国再贪婪（算其本性使然），得寸进尺，那在商业上让利也比赔款割地失去的少吧。而因欧洲固有的矛盾，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还是要打的，没中国啥事儿，那中国岂不独自坐大？

　　后来的结果是，因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各国自顾不暇，中国才在遍体鳞伤的状态下得以残喘，未被肢解。也正是因为那个世界大格局，才有了毛和蒋斗法的场地。

　　毛掌权后，如何在世界舞台争得一席之地？stay tuned，基辛格有详尽论述。

       历史是迷人的，尤其还留有一定解释度。正所谓，王者看势，为官者看权谋，怨妇看后宫，男儿看血性，平民看乐子，（无所指）呵呵。

四氟

　　孤鹿分析的真好！这真是一个细节就决定了全盘走向，不能不令人深思，回味。马戛尔尼黯然离开，真正受损的是当时志高气扬的中国乃至后世，当我们回望，只能感慨，呵呵，不知那些当权者会不会想到这些并有所启发？

　　历史是迷人的，当下是精彩的，还是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期盼基辛格的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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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

　　方兴未艾的西方工业国家显然不会长期遵守这样一个外交机制，他们被称为“蛮夷”“进贡”，或被严格监管在单一的中国港口城市进行季节性贸易。对他们来说，中国不情愿对西方商人的“利润”（在儒家思想里隐约是一个不道德的概念）胃口作出让步；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西方使节建议，中国可能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或者说，中国应该在首都有与蛮夷使节永久性日常接触的生活 。 

　　以现代眼光看，特别是按西方的标准，西方使节的初步建议并没有离谱：自由贸易，定期的外交接触，和常驻使馆，这些目标并不得罪当代情面，而是一种标准的进行外交处理方式。但终极摊牌却起因于西方入侵的更可耻的一面：坚持中国不受限制地进口鸦片。 

　　在十九世纪中叶，鸦片在英国被允许但在中国被禁止，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消费此物 。英属印度是世界上大部分罂粟种植中心，英国和美国商人与中国的走私者沆瀣一气，做着一个生意兴隆的买卖。当时，鸦片其实是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任何进展的一种为数不多的外国产品；英国的著名工业制造品被当作奇巧淫技或（相当于中国）劣质产品被驳回。西方的礼貌舆论视鸦片贸易为一种尴尬。然而，商家都不愿意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贸易。 

　　清廷曾辩论鸦片合法化和管理其销售；它最终决定彻底打击和铲除鸦片贸易 。1839年，北京派出钦差林则徐，一个有相当技能表现的官员，去广州关闭贸易并迫使西方商人遵守官方的禁令。一个传统的儒家文官，林处理此事就像任何特别顽固不化的蛮族问题：通过武力和道义劝告双管齐下。在抵达广州后，他要求西方贸易代表团交出并销毁所有的鸦片。当这一要求无效时，他封锁所有外国人—包括那些与鸦片贸易无关的人—在他们的工厂，并宣布他们只有交出他们的违禁品后才释放他们。 

　　然后，林发给维多利亚女王一封信给，以超乎传统礼仪的口气，赞美她的前辈“恭顺”“进贡”给中国：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他撰文的要点是，要求维多利亚女王负责铲除在英属印度领土（如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巴特那，贝拿勒斯和马尔瓦）上的鸦片： 

　　贵国王诚能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也。

　　这一请求是合理的，即使以传统中国妄自尊大的浮夸语气修辞 ，同时语言略带威胁。 

　　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
　　我***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林似乎高估了中国的杠杆力量，他的最后通牒威胁要切断中国产品的出口，他认为那些是西洋蛮夷生存的必需品：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 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也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 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好玩，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何难闭关绝市！乃***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于 天下公之也。

　　林的信似乎从来就没有转到维多利亚（另一说，英国外交大臣劝维多利亚女王不要回信；总之，林则徐没有收到复函，译者）。在此期间，英国舆论认为林在广州包围英国社区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侮辱。 

　　“中国贸易”的游说者请愿国会宣战 。帕默斯顿发给北京一封信，要求“中国当局对居住在中国的英籍人施加的伤害和对英国王室的侮辱给予满足和补救”，并要求中国永久割让“一个或多个充分大的位置合适的海岸岛屿”，作为英国的贸易站 。 

　　帕默斯顿在他的信中承认，根据中国法律，鸦片是“违禁品”，但他拐弯抹角地在法律上辩护鸦片贸易，认为中国的禁令，在西方的法律原则下，由于腐败官员的纵容而失效。这种诡辩是不可能说服任何人的，帕默斯顿急不可待地将他的顽固决心明摆在额头：鉴于此事 “紧要”，并且中英两国分歧巨大，英国政府命令一个舰队立即“封锁中国的主要港口”，缴获“所有可能遇到的中国船只”， 并占领“一部分方便的中国领土”，直到伦敦满意为止。 

　　鸦片战争拉开了帷幕。中国最初的反应认为英国进攻的前景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威胁。 一位官员上奏皇帝说，中国和英国之间遥远的距离会令英夷不给力：“英夷乃卑微之族，固赖坚船利炮，然所跋甚远，必使供给不可及也，彼兵乍到，倘一战而败，后续不济，必溃不成军矣 。” 即使当英国封锁珠江并占领港口城市宁波对面的几个岛屿而扬威耀武时，林气愤地给维多利亚女王写道：“尔等远海蛮夷如此大胆，竟敢藐侮我天国神威。天道其一，容尔等洗心革面，改邪归正 。倘谦服***，至恭至顺，我朝柔远绥怀，或赦尔等往过。” 
　　几百年来***宝殿的优势已经扭曲了现实感觉。绷紧优越的假面将加剧遭致不可避免的屈辱。英国炮舰迅速攻克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并封锁了中国主要港口。接待马戛尔尼的官吏所不屑一顾的大炮炮制了残酷的效果。 

　　一位中国官员，直隶（包括北京和周边省份的行政区）总督琦善，当他被派往与北驶天津的英国舰队初步交涉时，才明白中国的脆弱性。他认识到，中国不能对抗英国舰载火力：“虽无风助潮推，彼[蒸汽船]破浪航行，神速无以复加。。。彼炮塔架于旋盘之上，其炮口转动可指任何方向。”相比之下，琦善评估，中国的炮是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并且 “置文官而管军务。。。不谙器械之用。” 

　　琦善得出结论，这个城市（天津）在英国海军力量面前毫无防御能力，他选择了抚慰和疏导英国，保证他们在广州的纠葛一直是一个误解，并没有体现出皇帝“温良公正的意图。”中国官员会“公正地调查和处理问题，”但首先，“英国舰队扬帆南下，势在必行”，并在那里等待中国的督察。有些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招居然好使。英国军舰回航南部港口，留下暴露在炮口下的中国北方城市完好无损。

　　基于这一成功，琦善又被发往广州接替林则徐和管理蛮夷。皇帝（道光帝）似乎没有完全明白英国的技术优势程度，他指示琦善与英方代表开展旷日持久的讨论，从而中国可以聚集力量：“使敌夷疲于冗长谈判，” 他用朱红御笔批道，“然我可突袭彼，制彼于一役。”林则徐因激起蛮夷躁动而被耻辱地解雇。他踏上遥远的西部流放之途，反思西方武器装备的优越性和起草建议中国发展自己武器的秘密奏折。

　　然而，一旦在他到达中国南方的岗位上，琦善面临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情况。英国要求领土割让和战争赔偿。他们回到南方是为了得到满足，他们将不再被拖延战术推迟行事。在英军对若干海岸工事开火后（虎门之战），琦善和他的英国对手，上尉查理?义律，谈判了一个草案协议，即《穿鼻草约》，其中授予英国对香港的特殊的权利，承诺600万银元的赔款 ， 并允许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之间未来在同等条件下交往（也就是说，英国将不用像通常蛮夷觐见者那样遵守保留的礼仪） 。

四氟

　　唉！过去只知道林则徐和琦善是鸦片战争中的两个正反级人物，岂不知琦善也是煞费苦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之时，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也不能一味地按上个卖国贼的帽子。倘若不是琦善的糊弄，京津两地皇室宫廷做就面临枪林弹雨。

　　遥想当年乾隆一纸诏书“。。。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何等地天壤之别？蒙昧的满清王朝就这样一步步地将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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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不知道基佬参照的哪个历史脚本，至少其中人物的表现和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还是恰当的。不像我们官方以前的描述，总是脸谱化，以当前政治色彩涂抹之。

　　不过，中国的历史要在外国人写的书里得到公正的认识，那中国人情何以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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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交易被中国和英国政府都拒绝了，每方都认为它是一个屈辱的条款 。由于擅自超越指示，对蛮夷屈认太多，道光帝将琦善撤职查办，锁拿进京，然后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流放） 。英国的谈判者，查理?义律，面临着一个较为温和的命运，因收获得太少，他被帕默斯顿骂个狗血喷头：“纵观你的整个程序过程，” 帕默斯顿抱怨道，“你似乎认为我的指示是废纸。”香港是“一个荒芜的小岛，几乎没有一所房子”；义律过于和解性，没有坚持更有价值的领土，或强迫更严厉的条款。 

　　帕默斯顿又任命了一个新特使，亨利?璞鼎查爵士，指示他 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因为“女王陛下的政府不可以允许，在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易中，中国的不合理做法取代所有其余人类的合理做法。”抵达中国后，璞鼎查用英国的军事优势，进一步封锁中国的港口并切割沿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交通。看到英国准备攻击古都南京，中国诉求和平。

耆英的外交方针：安抚蛮夷

　　璞鼎查现在面临另一中国谈判代表，满族亲王耆英。这是朝廷派来的第三个干这种极其没出息的活，它仍然在自己的宇宙中幻想。耆英处理英国的方法是中国面对失败时的传统战略。在尝试反抗和外交后，中国将以貌似妥协的姿态试图对蛮夷软磨硬泡。在英国舰队的阴影下谈判，耆英判断，落到朝廷大臣肩上的责任就是重复中央王国的精英们以前经常所做的：通过拖延，迂回，和精心安排的小恩小惠，他们会安抚和驯服蛮夷，同时为中国赢得时间在他们的攻击下喘息。 

　　耆英将他的工作重点固定在与“夷酋” 璞鼎查建立个人关系 。他铺天盖地地给璞鼎查送礼物并把他称为他所珍视的朋友和“亲”。作为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表达，耆英甚至提出交换他们妻子的画像并宣布，他希望认璞鼎查的儿子为干儿子（他在英国，但从此后以“弗德里奇?耆英?璞鼎查”而闻名 ）。

　　在一次显着的差使中，耆英对***解释他的做法，而后者发现很费劲地理解这一诱惑过程。他描述了他渴望安抚英国蛮夷的方式：“此种化外夷族，不视我中华盛服，不晓我中华礼仪。。。虽口干舌燥以明之，仍充耳不闻。”

　　因此，耆英的宴会和对璞鼎查和他家人的雍容华贵的招待本质上为一个战略设计服务，在其中，中国人的行为是经过计算的特定剂量，并且像诚信这样的人性素质都成为武器；无论他们是否反映信念倒是次要的。他继续说： 

　　固然吾须以诚待彼，然更需娴熟手腕掌控之 。时而引彼为我所用，使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时而坦露意图于彼，使其不疑，免动逆忤之心而反。时而吾当以美食盛乐待之，使其沾沾自喜而忘形 。其后于诸事干系者，凡吾示以博大襟怀信任无加，彼必不与我斤斤计较矣，然吾即控彼于股掌之上而自得其相助也。 

　　西方压倒性力量和中国心理玩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耆英和璞鼎查签署两个条约，《南京条约》和补充性的《虎门条约》。最终结算比《穿鼻公约》让步更大。它基本上是丧权辱国的，虽然与军事形势允许英国可以施加的相比，条件还不太苛刻。它要求中国支付600万银元的赔款，割让香港，和开放沿海五个“通商口岸”，那里将允许西方居住和贸易。这实效性地瓦解了“广州体系”，即由中国朝廷监管与西方的贸易和限制持照商人。宁波，上海，厦门，福州被添加到通商口岸列表中。英国确保享有其在港口城市常驻使团并直接与当地官员谈判的权利，绕过北京的朝廷。 

　　英国也得到了对其居住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国民行使司法管辖的权利。 在操作上，这意味着外国鸦片贩子将受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约束，而非中国的 。这种“治外法权”原则，在该条约的其他争议较少的规定中间，最终被看作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侵犯。不过，由于欧洲的主权概念在中国还是未知的，治外法权在当时是一个标志，与其说是违反法规毋宁说是皇权下降。由此造成的天意萎缩导致了一阵阵国内叛乱爆发。

四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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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的英国翻译家托马斯?米多观察到，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察觉鸦片战争的持久影响。 他们将让步视为吸纳和消磨蛮夷的传统方法的应用。“国家的巨大的身躯，”他推测，“只能忍受其后的战事，且当作野蛮人部落叛乱，以坚船利炮攻战一些沿海地盘， 甚至设法进入京杭大运河并其占有要点，从而迫使皇帝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西方列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安慰的。中国的每一个让步往往引来西方更多的要求。那些条约，当初设想作为临时让步，却引发一个清廷不断失去控制中国商业和外交政策的过程。继中英条约，美国总统约翰?泰勒迅速派遣一个特派团到中国，为美国人获得类似的优惠，成为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先行者。法国也为自己谈判达成含有类似条款的条约。这些国家轮流包括了一条“最惠国待遇”条款，它规定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让步，也必须给予签字国 。（中国外交后来利用这个条款来限制特权，挑起各种索赔人之间的竞争。）

　　这些条约是中国历史上在外国军事力量阴影下进行的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的首条。当时，最可恨最有争议的规定是平等地位的条款。直到那时，中国坚持认为自己优越超凡的地位，已经在国家认同意识中根深蒂固，并反映在朝贡体系中。现在，她面对一个外国势力决意用武力威胁中国从其“进贡国”名单上除名，以证明自己的主权与***平等。

　　双方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纠纷远远超过礼仪或鸦片问题。清廷愿意用金钱和贸易安抚贪婪的外国人，但如果蛮夷的政治平等原则与天子齐眉举案，整个中国世界秩序将受到威胁；***将冒着丢失天意的风险。帕默斯顿，经常对他的谈判对手言辞辛辣，将赔偿金额只视为部分象征，他倾注高度重视，以求避免在中国的通信中用语言揭示“中国优越感的假设”，或暗示英国，虽然在战争中得胜，仍然是一个觐见者请求皇帝的天恩惠顾 。最后，帕默斯顿的观点占了上风，《南京条约》包含了一项条款，明确保证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今后将 “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对应”；它甚至列出具体的中文书面字符注以可以接受的中立内涵。中国的记录（或至少是那些外国人可以见得到的）将不再把英国描述成 “乞求”中国当局或“颤服”他们的 “命令”。

　　***已经明白中国军事的自卑，但尚未有适当方法对付。起初，它应用蛮夷管理的传统方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从不认输。中国的统治者想用汉代的“五饵”政策处理局面。他们认为这些入侵者的共性是渴望分享中国文化，他们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定居并分享其文明 。因此，他们可以被用心理方法逐步驯服，像耆英亲王说明的那样，假以时日，成为中国生活的一部分。

　　但欧洲侵略者却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有限的目标。推定自己是更先进的社会，他们的目标是从中国获取经济收益，而非加入其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要求只受他们的资源和贪欲限制。个人关系不可能决定一切，因为入侵者的首领不是邻居而是远居万里之外，在那里他们由动机支配，对耆英类型的微妙和间接战略置若罔闻。

　　在十年的时空里，中央王国已经从卓越超群变成殖民势力撕咬的对象 。在两个时代和两个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之间，中国争取一个新的身份，高于一切的是，调整技术和商务并标彰其伟大的价值观，以此为安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