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论中国》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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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仁签署日本国宪法，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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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争责任（续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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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国主义的后遗症

　　裕仁天皇生前从未因战争行为公开道歉，仅在接见韩国总统时表示“遗憾”，而未厘清责任归属。天皇的态度助长右翼份子的气焰，日本军国主义狂热者至今仍为了捍卫天皇名誉采取激进手段，1990年长崎市长本岛等公开表示裕仁天皇应该负战争责任，遭到右翼人士枪击重伤入院。[32]

　　效忠日本天皇是日本右翼人士或亲日右翼人士的最高思想原则，是绝不动摇的基础信念，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右翼人士却将东条英机为首的战犯视为民族英雄，积极鼓吹日本官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33] 这与“天皇傀儡论”形成巨大的矛盾。右翼份子对于大东亚战争的历史研究透彻，他们深度了解、熟悉有关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头目的人物传记，他们并没有发现东条英机等人企图不轨。合理推定，正因为东条英机等战犯是对天皇忠心耿耿的忠臣，为天皇牺牲生命，背负骂名，才换来右翼人士的同情与崇拜。

　　----由于裕仁天皇宣布终战而非战败，导致为数不少的右翼人士坚持日本没有战败，没有分出胜负，只是暂时终止战争；此观点获得官方认同，间接打击日本国内的反省声浪。右翼份子更进一步将侵略行为合理化，形容大东亚圣战是一场反抗白人种族歧视的战争，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能脱离西方殖民统治独立建国，是日本的功劳。

　　--- 二战后日本国内对天皇战争责任的反思

　　日本立教大学的访问学者保阪正康认为天皇有战争责任：“即使天皇仅是一枚橡皮图章，但他是唯一处在对军队有发言权地位的人。而且在现实中，许多人都是高喊着‘天皇万岁’才敢于献出生命的。”

　　---日本亚洲史档案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牟田昌平认为，日本国内如今对如何看待侵略历史存在分歧的部分原因在于昭和天皇的战时责任在战后没有被清算：“德国有希特勒。意大利有墨索里尼。但日本缺少一个与之匹配的人物”，“这可能部分是因为日本的民族特性——日本人习惯于避免把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确化。”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7人组织的九条会发起者之一，日本左翼作家加藤周一说：“我看到以爱国主义之名牺牲如此多的价值，特别是人的生命——个人被要求在战争中为了天皇而牺牲自己。真是太可恶了！”而武士社会也有着“主君的过失即是臣下的过失的惯例”，臣下会替主君去承担责任。

　　--- 天皇日记副本被发现

　　已故的昭和天皇侍从小仓库次，其后担任东京都立大学法经系主任，他在二次大战时期所写的长达600页的日记副本被发现，并刊登在《文艺春秋》4月号上。文中记载了裕仁自1939年至1945年期间，未曾对公众发表的言论，包括他曾说“满洲事变令人饱尝痛苦”。日军1937年全面侵华。3年后，天皇已经开始暗地埋怨，低估了中国的军力：“每个人都对战争判断错误，特别是陆军的专责部门应尽快结束战事，并在未来10年重整国防军力。”1941年，裕仁甚至暗自批评当时首相近卫文麿：“大东亚战争开始前我已十分忧心，近卫在任时，好像毫无准备便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东条英机接任后我们才真的准备好。”

　　* 评价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比克斯用了十年撰写了《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塑造》，他在书中披露，是裕仁下令包围南京，裕仁天皇的双手染满了血腥，但在战后却因美日包庇，丝毫未受到调查与控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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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对日本天皇的处理或可以看到美国人是如何实践‘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格言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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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起义和新战国时期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世界秩序完全散架，北京的朝廷不再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因素发挥作用，无论是在保护中国文化或自治方面。公众的不满在表面沸腾，在1898年，爆发了所谓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实行一种古代神秘主义形式，并声称刀枪不入并对外国子弹有神奇的抵抗力，他们操练传统武术，针对外国人和他们强加的新秩序标志展开煽动性的暴力运动。外交官，中国的基督徒，铁路，电报线，和西方学校都受到攻击。也许判断满清朝廷（本身就是“洋”的，只不过不再特别有效了）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西太后接受了义和团，并赞扬他们的攻击。冲突的震中再次是长期受争议的外国驻京大使馆—在1900年春天义和团包围了它们。经过一个世纪在高傲不屑、蔑视、和痛苦的调和之间摇摆不定后，中国现在同时对所有外国强权开战。
 
　　结果招致另一个沉重打击。一个由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八国联军远征部队于1900年8月抵达北京，以纾缓大使馆之围。在镇压了义和团和与之结盟的清军（在过程中毁坏大部分京城）后，他们强加中国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要求现金赔款，并给予外国列强进一步占领的权利。一个朝代无法防止外国反复在中国首都耀武扬威，或防止外国在中国领土上强取豪夺，显然已失去了天意。清朝，自首次与西方冲突后了不起地存活了七十年，终于在1912年垮台。 

　　中国的中央集权再次断裂，它进入另一个战国时期。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宣布为新共和国总统。它诞生伊始既置身于军阀割据和一个危险的国际环境，从来没有机会去实践民主的美德 。好像被某种神秘的法律指挥帝国统一，孙在就职六个星期后既让位给袁世凯，后者是唯一能够统一国家的武装司令。袁在1916年宣布一个新皇朝胎死腹中后，政治权力下放到地区的省长和军事指挥官手中，形成军阀割据。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腹地，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她管理着一个影子政府和平行的社会秩序，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散慢地遥相呼应。每个有志者都声称统治权，但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战胜其他。 

　　在没有一个举世公认的中央权威的情况下，中国缺乏其传统外交的行为工具。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整个古老的大清帝国疆域行使着名义控制。然而，在实践中，中国传统领土的特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尽力气和受威尔逊自决原则的影响，西方列强无力再在中国扩大其影响圈；他们仅能够勉强维持。俄罗斯正巩固其内部的（苏维埃）革命，没有进一步扩张 。德国被完全剥夺了它的殖民地。 

　　在中国统治地位的前参赛者中，只有一个留下，却是对中国独立最危险的：日本。中国没有强大到足以保卫自己。而且没有其他国家在场平衡日本的军事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后，日本占领了以前割让给德国的山东。1932年，东京在满洲设计炮制了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分裂主义的满洲国。在1937年，它开始了征服整个中国的计划（并占领了东部大部分地区）。 

　　日本现在发现自己也站在以往中国征服者的位置上。征服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就足够困难，如果不依赖其文化格言的话，管理她更是不可能。而日本原来珍视自己机构的独特性，从 来没有准备这样做。逐渐地，其昔日的合作伙伴—由美国支持的欧洲列强—开始加入反对日本的行列，首先在政治上，最终在军事上 。 

　　这是一个积自强外交政策而成大功的例子，与以前的殖民者合作，现在一起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这一努力的领导者是美国，而其执行文书是国务卿海约翰在1899年宣布的开门政策。原本打算要求美国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的好处，它在20世纪30年代被改造成一个维护中国独立的方式。西方列强参加了这一努力。中国现在能够克服帝国主义殖民阶段，只要它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就可以再次打造中国统一。 

　　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国仍处于破坏和分裂之中。国共两党都企望中央权威。两百万日本士兵仍然留在中国领土上等待遣返。苏联承认国民政府，但一直保持另一选项，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在同一时间，它用巨大的和不请自来的军事力量冲进中国东北地区，以恢复他们昔日的殖民地宣称。北京对新疆脆弱的控制进一步削弱。西藏和蒙古已被吸引到半自治状态，分别与大英帝国和苏联的轨道对准 。
 
　　美国公众舆论同情战时的盟友蒋介石。但蒋介石执政着一个已经被外国占领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中国被视为组织战后世界的“五大国”之一，并被授予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其实，在五国之中，只有美国和苏联真正拥有权力进行这项任务。 

　　随后，中国内战重新延续。华盛顿寻求用它的标准方案化解内战冲突，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并在随后几十年亦无起色。它敦促相互厮杀了二十年的国共两党组建联合政府。在1945年9月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陪都重庆召开会议，邀请蒋介石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谈。双方领导人都尽职尽责地参加了，但背后却摩拳擦掌准备着最终摊牌。 

　　赫尔利会议刚刚结束，双方重新开始敌对行动 。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选择控制城市的战略，而毛泽东的游击军队以农村为根据地；每人都寻求用围棋战略包围其对手。在国民党呼唤美国插手的一片嚣嚷之中，杜鲁门总统派 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努力，以鼓励双方同意携手。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阵地崩溃。

　　在大陆被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军队于1949年撤退到台湾岛上。国民党带来了军事设备，政治阶级，以及国家权力（还包括故宫收藏的文化艺术珍品）的残余 。他们宣布中华民国迁都于台北，并扬言他们要养精蓄锐，有朝一日光复大陆。他们保留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 

　　同时，中国在新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下再造统一。共产党中国投身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结构上，一个新的王朝；在实质上，中国历史上首次一个全新意识形态。在战略上，它面对十几家邻居，与其边界开放但同时对付每一个潜在威胁又手段不足—在中国整个历史中历朝政府面 临同样的挑战。总攮所有这些问题，中国的新领导人还面对美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参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一个自信的超级大国出现，特别是它正在对共产党在中国内战胜利时自己的被动而反省。每个政治家都需要平衡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要求 。这对毛和共产党刚刚接管的中国，正是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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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毛的继续革命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朝代更替似乎按照一定的节奏发展。在新的朝代到来前，旧的朝代被认为已不能保护人民的安全或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通常不是因为一个毁灭性的灾难而是经过一系列灾难的冲击，在人民的眼里，当朝统治者渐失天意。而新朝获得天意也就顺理成章（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中国的戏剧性历史中，旨在推翻旧朝的起义屡屡发生。但是，没有新的统治者扬言要推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过去的“天意”秉承者—特别是那些外族征服者—总把自己打扮成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合法捍卫者并保证按过去的教条执政。他们继承并保持了原有的官僚体制，也许只为了能管理好这么富裕和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一传统就是中国化的机制。它以孔子的学说为朝纲。

　　在1949年，一位巨人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朝代。他是一位诗人又是战士，既是先知先觉又是带来灾难的人，他冷漠决断，有着不可超越的影响力，他统一了中国并带领她踏上一条几乎走向覆灭的旅途。在她精疲力尽的终点，中国却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成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崩溃后硕果仅存的（除古巴，北朝鲜和越南以外）社会主义国家。

　　毛的伟业 

　　革命者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必须强大而思想专一。一个几乎不变的模式是革命者从当时政治环境的某个犄角旮旯起家成功地运用个人魅力和发动仇恨并在心理上压倒对手而取得成功。

　　每场革命都有一个指定的事业，一旦成功便在新建的秩序中落实。毛的革命没有最后的休息地，他的最终革命目标是一个模糊的景愿，与其说是政治重建毋宁说更像精神升华。共产党的干部就如教士，他们的任务不是完成一个规划好的事业而是类似十字军的讨伐。在毛以下，党的干部本人亦生活在坠入地狱的边缘。对他们来说—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未来—他们本人将被他们受鼓舞而发起的运动所吞噬。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那一代）几乎都经历过如此煎熬。只有那些经受住考验的人才有可能重返权利舞台。毛革命时期的所有亲密同志—包括终身服务于他的总理和外交家周恩来--亦无可幸免。

　　在过去的皇帝中，毛最尊敬秦始皇绝非偶然。秦始皇扫六合而归中华于一统，于221 B.C.结束了战国时代。秦始皇一般被认为是统一中国的奠基者，但他在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被给予最高的尊重，因为他做出了焚书坑儒的恶行。毛曾经说过对中国的统治应该用马克思和秦始皇的办法双管齐下。毛写过一首悼念秦始皇的诗：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1973年8月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的中国，按他的设计，是一个危机永无休止的国家。从共产党建国初期开始，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浪潮。中国人民不允许坐着享受他们取得的成就。毛给他们指出的命运是不断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达到个人以至社会的纯化。

　　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砸烂旧传统作为国家行动的统治者。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人，尽管有时很暴力。毛泽东1965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

　　中国过去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习俗必须抛弃。而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尽管现在还不存在，必须建立起来。。。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只能在斗争中产生，只要复辟旧中国的危险存在一天，斗争就必须进行下去。

　　毛曾经发誓，为了消灭旧制度，中国要像原子一样被“砸碎”，同时产生能量爆炸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成就高度：

　　现在我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我们是热情奔放的国家，像火焰一样跳跃。我们的国家好比是个原子，当原子核被砸碎时，它释放的热能威力巨大，我们能够做到前人无法完成的事情。

　　毛对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动了令人信服的攻击：孔子宣扬普世河蟹，而毛把国内外对立力量的冲突作为理想境界（事实上，毛认为两者是关联的，也经常把国内运动和境外危机结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战役之中）。孔子的传统强调中庸之道，在改革时，它是渐进而行的，只提出恢复或修正过去的价值。与之相反，毛追求根本性的变革，与过去切断一切联系。传统的中国政治理论将军事力量奉为次尊而强调统治者通过道德和仁慈取得境内外的安稳。毛受他的理想和对百年国耻的忿怒驱使，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军事化中国生活。对所有珍存传统文化的东西，包括艺术、文化和思维方式，毛统统宣战。

　　但是，在许多方面，毛又是他想要调解的辩证矛盾的化身。他一方面是公开的、激情的孔子反对者，另一方面他博览古籍，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毛发明了“继续革命”的宗旨，但是当国家利益需要时，他又能够耐心调整他的长远计划。毛被认为是化解“矛盾”的战略大师，而其实际效果却恰恰为从孔子的“大同”或大和谐概念演绎出来的的终极目标而服务。

　　这样，毛主义的统治方式就成为老花镜里的孔子传统学说，一面宣称与过去断绝关系一面又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包括皇帝式的管理方式，即将国家当作一个道德工程，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尽管毛十分憎恨这一体制，周期性地想毁灭它，而最终又不得不周期性地重建它。
　　毛的终极政治目标不可能用一种单一的组织结构来代表，或以实现一系列的政治目标而满足。他的目的是持续革命这一过程本身。他感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一次次更彻底的造反使他的人民得到净化和升华。

　　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论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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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个永远造反的国家如何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去呢？如果继续革命不断地实施，那就意味着动乱不断，甚至战争。渴求稳定的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她。这样的国家如果想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秩序，必然与继续革命的提倡者相冲突。这一两者难取其一的推论一直困扰着毛而终身未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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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起义和新战国时期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世界秩序完全散架，北京的朝廷不再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因素发挥作用，无论是在保护中国文化或自治方面。公众的不满在表面沸腾，在1898年，爆发了所谓的义和团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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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八国联军宣战的慈禧

　　向八国联军宣战的慈禧。

大清子民们竞相扶梯相助

　　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打清朝皇城，大清子民们竞相扶梯相助。

万国咸喜

　　清官方将锦旗挂在八国联军总部门口跪谢磕头，旗上写着“万国咸喜”（万国皆大欢喜）。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军事行动武力干涉进入中国的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的八国联合军队，总人数约3万人。 

　　后果与影响。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被迫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结束，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被称为庚子赔款。
　　
　　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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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9年起，美國將所攤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學習基金，至1924年6月退回餘款本利1250萬美元，作為中國教育文化基金。

　　在今日中美關係比較甜蜜、分歧又很大的背景下，引用“庚子賠款”的歷史事例，顯然是以史喻今，希望美方能夠積極加強同中國的關係，共同走發展的道路。就像彼時的中美關係一樣，雖然分歧較大，但還是面向未來，大家可以合作交流——即使在歷史上，美國侵略了中國，但是，美國利用侵略的款項，還是幫助中國培養了一大批留學生。引用比較敏感的歷史話題，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告訴美國人民，一方面中國人民沒有忘記歷史，中國人會以史為鑒，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未來；另一面，中國人民不忘記歷史，也沒有忘記感恩——儘管你們侵略了我們，但是，你們侵略之餘所作的一點對中國人的好事，中國人是記得的。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由美苏两个后来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一个输出“共产主义”；一个输出“自由民主”，都做过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情嘛。所以，“神马都是浮云”嘛。梦想别人解放自己无异于“引狼入室，与虎谋皮”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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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看历史,满清腐败独裁并不能成为列强攻打北京的理由,更何况各个帝国都是来侵略掠夺中国人民的,他们根本没有用"自由民主"或“共产主义”解放中国草民的高尚品德嘛!他们打下北京逼迫清庭赔款的后果就是，“中国的民脂民膏就被清廷以税收的形式搜刮一空，然后作为“战争赔款”的债务的本利每月在上海汇丰银行交割分配到列强手中”！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经天津占领北京1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经天津占领北京2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经天津占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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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1912年1月至1913年10月中国国家元首的称呼。首任临时大总统是孙文，由1911年12月29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召开的17省代表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上选出。首次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总统府（清朝两江总督署）举行，临时大总统的就职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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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註 1]）本名孫文，譜名德明，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廣東香山翠亨村（今廣東中山）人，為醫師、中國的革命家、政治家、中華民族主義者、中國國民黨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三民主義的倡導者、亦為中華民國國父。孫文在流亡日本時，曾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其後以此稱謂對孫文的慣稱為「孫中山」。

孙中山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大头

当了总统当然要上货币了，这就是今日还挺值钱的“袁大头”。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北洋系统的领袖。

　　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如袁世凯等人进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脉基础。

　　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甚至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在袁世凯的襄助下，[1] 中华民国成立。袁氏当选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甚至于1916年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自立中华帝国皇帝，但终归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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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邀，偕夫人卢氏抵达北京，随后孙袁两人进行了13次晤谈，这是两人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会谈期间袁对孙所谈问题均洗耳恭听，表示热烈赞成，偶尔有不同意见，袁也要说上两句“贵论宏大，可以参考”之类奉承话。孙对袁的这种态度未免有些疑惑，后经袁的秘书梁士诒的补充解说，也就释然了。

　　事后，两人都对对方有私下的个人评价。

　　袁评价孙：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

　　孙评价袁：袁很有肩膀，头脑清楚，见事明澈，思想亦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而目前治国，正需要这种人。孙也表示从此专事社会和建设事业，不再侧身政界与袁争总统，并号召国民党全党全力赞助袁世凯建设中国及其共和事业。

四氟

（转一段评论）

　　民国的问题关键一在于私兵问题，二则在于解决私兵问题的思想资源问题。袁世凯想用称帝来解决，结果惨败，而孙蒋毛则用新颖的思想资源来维系军队的内聚力及发展力，各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也使社会付出相当之代价，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代价的付出能否得到弥补？显然，国民党的做法并不会影响到中国宪政的最终实现，而***的做法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世上没有免费午餐，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容易，但能指出并实践一条建设性的道理就难了。

　　如果有钱就可取胜的话，那么历朝坐天下的应该都是财主了，可实际如何呢？历代的财主基本不过是英雄们的肥羊而已。一个军事组织要在竞争中不断取胜，内聚力是关键，而且这种内聚力还不能影响组织的扩张，如果在扩张过程中所形成的各个小圈子不能被一种向心力有效打破的话，那么由于利益的冲突，该组织自身就不可避免有着分裂的命运。唯有这样，该组织才能在战胜群雄的过程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最后平定天下。

　　中国传统上群雄逐鹿，各竞争对手的思想资源是一致的，即争谁有天命而已。每个组织的领袖都可以宣称自己是有天命的，其他组织如跟随他就必须承认这一点，而领袖人物也因此可以插手其他组织的内部事务，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分割他。正这这种对领袖的信仰可以有效地打破组织内部不断生成的小圈子，从而从而使组织在不断生长的过程中保持内聚力，从而最后平定天下。袁世凯之所以要称帝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当时的北洋军阀已经尾大不掉，除非老袁宣称自己就是天命所归，否则想要分割尾巴于无形谈何容易？可惜时间已经进入二十世纪，洋鬼子的共和论、民主论深入人心，再要大家相信天命完全是痴人说梦，老袁的作为最后招来的是自速其亡而已。

　　天命论不行了，其他的思想资源还只在精英人物的头脑里，更加上自曾国藩以来的兵为将有的传统，中国的一个个军事组织只能在生成、扩张、分裂、消亡的圆圈是打转。直到以三民主义为思想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以共产主义为思想的PLA出现才打破这一循环。

　　割据主义称不上什么主义，在中国，勉强同这有点联系的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曾经有过的“联省自治”思潮。但这种思潮完全不符实际，成了一些小军阀自保的手段。这种思想如用于一省之军队，的确可以有些内聚作用，但他解决不了组织的扩张问题，一扩张出省界反而成了分裂的资源。

　　民国的军事，可归结为二句话，有主义的胜无主义的；主义强的胜主义弱的。前者可用国民革命军胜北洋军阀和蒋介石中央军胜地方军阀证之；后者可用PLA胜国民党证之。一支军队是没法靠利禄长期维持的，主义可认为是军队的灵魂。光靠利禄相维的军队要么不能发展壮大，要么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自我分裂同室操戈。蒋介石能用五湖四海的人发展出一支庞大军队而不重蹈北洋军之覆辙，*共军*能将各自几乎独立发展之军队捏合起来，皆主义之力也。

　　唐继尧派出去的军队后来之所以会号令不行，各行其事，缺乏一个较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最主要的问题，部队分布的范围稍广，人员稍多，控制与管理就跟不上。而之所以会缺乏政治组织，就与唐的部队缺乏一个较有说法力的主义有关。因为主义是一个组织行动的合法性来源，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的行为是受合法性支配的，一个人如觉得上级的命令是合法的，行动就会积积极主动，反之则不是消极就是抗拒。护国时代，滇军之所以会威风八面，是因为组成滇军的全国各地的人，李烈钧、蔡锷、方声涛等人都不是云南人，而当时打出的旗帜“护国”也确实叫得响，所以他们在外省作战不会引起格外抗拒。而等帝制结束，“护国”旗帜不行，主义没有，相应的控制措施也建立不起来，再加上云南一省的财政不足以供数省之军，各在外部队为求生存不自行其事才怪。而一省之军在外征战，如没有一个天下主义的口号，则外省之民只会视你为侵略者，久之为本身军队驱逐或代替也其宜矣！

　　所以，当一支军队被目为省军，则其出路只有回到本省去，这就是***等在外部队回省夺权的真正原因。而一只志在一省的军队是没有发展力的，出了省均视为客军或者侵略军，他们最终是打不过真正天下主义的军队的。

　　可能大家误会的这个意思，认为钱是不重要的，其实并非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比钱更重要、更基本的是一种思想资源，这种思想资源能使一个军事组织在不断扩张中保持内聚力。这是一个军事组织最后能成功的基本点。如果双方都有内聚力，甚至一方的内聚力还不如对手的情况下，只要一方能在武器、金钱等方面具有足够的弥补的话，那么内聚力差的一方战胜强的一方也是完全可能的。

　　其实社会的大格局都是一个个有力量的组织博弈形成的，但使一个个社会人凝聚成组织的却是思想。所以也可以用二句话来概括社会：思想凝聚力量，力量博弈决定社会。

四氟

　　（转一段评论）
　　民国的问题关键一在于私兵问题，二则在于解决私兵问题的思想资源问题。袁世凯想用称帝来解决，结果惨败，而孙蒋毛则用新颖的思想资源来维系军队的内聚力及发展力，各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也使社会付出相当之代价，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代价的付出能否得到弥补？显然，国民党的做法并不会影响到中国宪政的最终实现，而***的做法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世上没有免费午餐，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容易，但能指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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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li的评论可能会引发一些有意思的思考（也许会被和谐）。

　　为什么中国文明总是兴衰往复式的，除了朝代更迭，本质上尤其是思想资源上并无大进步？是否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原因（？）：

　　一）孔子的河蟹秩序论。由此导出天意就是顺当，君爱民，臣服君，否则就ZaoFan/ZhenYa.

　　二）国器（尤其是军队）私有化。

　　毛为何喜好中国所有古籍（史记，文学，谋略）却独恨孔学？毛应该是一心想打破中国兴衰循环的怪圈吧。但另一方面，毛对第二条的掌控那也不是一般的紧。。。矛盾啊

四氟

　　 中国自秦始成中央集权朝廷，往后始终王朝轮替，思想根源上没有大进步者，并不能全怪孔子的思想。儒学固然有它的先天缺陷，但也不是孔子故意弄出来的。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励农抑商，藐视科技，也无可厚非。他提倡王道仁德，足以遮荫后世。

　　只是，中国的那些王侯将相们总是拿孔子的儒学思想，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合法性，而且朝朝代代用之不辍。因此，权在朝廷，想用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因此，究其根源，可谓两者相得益彰，长此以往，竟然根植于华夏子孙的脑细胞中，遗恨无穷。

　　向者，西方随着科技发展而进入工业革命，人们的思想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进化，固有自由平等私有化等观念捷足先登，为政者也自然顺应潮流，民主之风盛行，开明政治得倡。

　　若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能够用打破中国兴衰循环怪圈来解释的，心情还真的豁然开朗。

四氟

（再转一段评论）
　　.....

　　其实所谓民主，只是一个权力产生的程序而已，指向的是权力的合法性，代表的是主权在民，但在当时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也没有多少，中国的传统政治土壤之深厚更不用说，民众认同的是一个有权威的首领。所以，当时建立一个有自由，有法治，但无民主的威权精英政治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日后演变到宪政政治也是水到渠成,中央权威的树立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路径依赖，随着时间的沉淀，新的道统和法统自然会形成新的认同。辛亥之后帝制权威的道统被打破，袁世凯倘若具有现代政治眼光，根本不需要回归帝制，只要做好这个新国家的道统守护神，将临时约法改成总统制，解决上层的继承人问题，形成制度化，中间层面就是削藩，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宪政之路出来。

　　可惜老袁终究视野所限，为了操弄权柄，居然会想回归帝制，太蠢了啊！坦白的说，2次革命的削藩之后，老袁手上的牌是最好的，奈何最后的愚蠢导致万劫不复之境地。老袁的洪宪帝制闹剧让北京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倘若没有这样的蠢行，即使老袁死后，按既定的程序产生新的总统，还是能维持一个也许弱势，但至少得到大家认同的中央政府

　　辛亥年之后中国初生的宪政格局其实就是建立在沙滩的上的建筑，宪政土壤极其贫瘠，没有根基，无论民众的对现代文明的认知，还是司法体系，或是经济体系都还处于农耕文明时代。宪政体制是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型到现代文明，这个转型涵括了司法，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主导，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很容易导致中国社会陷入丛林状态中。所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路径是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问题。

　　当时虽然中国民众的意识还停留在农耕文明时代，但我们的优势在于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人文道德以及乡绅自治的宗法社会保证了社会基层的稳定。所以虽然辛亥年上层政治架构发生巨变，但社会整体并没有天翻地覆的激荡，整个社会的基层还是平稳的。变革最好的环境就是要保持社会基层架构的稳定，后面变革的难度越来越大，除了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外还有就是随着西学东渐，基层加入这个变革过程的力量越来越多，形成一个全民泛政治化的局面，而上层又不能提供一个合理稳定的制度安排，导致我们的宪政之路越来越艰难。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社会变革方面一定不能太极端，走循序渐进之路，尊重传统形成的一些制度，加以现代改造即可。当时老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利用自己当时的威望把上层的传统型父爱政治架构转变为现代型的父爱政治架构，树立新国家的道统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中间层面就是削藩。

　　说到这里，估计有很多民主斗士要骂我是威权政治的拥护者，但他们没有明白的是，无论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没有改变政治的实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改变的仅仅出自被统治者或被治理者的意志、委托和信任。官僚系统无论是在民主政治下还是专制政治下，都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和自利主义，公共管理的专业性，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都注定了这个系统的诸多问题，所以不要指望政治民主了就可以一劳永逸，这些都需要制度的精妙设计，即使制度设计精妙，还需要人去执行，更何况当时的中国面临诸多的转型难题，所以辛亥年后的政治格局理想状态是把这些专业性的东西委托给有道德力、智识力的领导者去管理，造就一种有德性的哲人王式的精英政治，威权政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要之恶。可惜袁世凯不成器，辜负了民众，辜负了历史，他被扔入历史的垃圾堆根本不值得同情。

四氟

　　人类的政治体制的权力继承实际上就三种类型，君主制，僭主制，民主制。君主制的权力继承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民主制源于自由选举，来源于民众同意。这两种政治体制统治者都是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权力的。而僭主制不同，是统治者没有合法程序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与君主制相同的是两者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同的是君主制的权力体制是一种经历了时间的修正和被习俗软化的制度，使人更易于归顺而得到民众认可，因而最大程度地抑制了野心家对权力的窥视。而僭主制的权力取得既没有历史的传统也得不到民众的认可，所以他们其实是极度自卑而又极度暴戾的，他们需要残酷的杀戮来维持对反对力量的震慑，需要不断的造神运动和偶像塑造来维持民众对他们的顶礼膜拜。 

　　因为僭主们的权力既非世袭又非民选，他们的权力变更是非程序性的，是没有公信力的。这种尴尬地位导致僭主的权力是代际递减的，因为作为权力中心的统治者即无法说服民众对其权力的认可，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也无法说服他的同志为什么是他成为老大而不是其它人。 

　　这里，我们再继续往下推演：

　　1、老袁不称帝，专心搞威权精英政治
　　2、即使这样，威权政治基于权力的代际递减规律，延续到三代时，威权政治仍然要出现大麻烦，所以很多这样僭主政治基本是三代而亡
　　3、所以老袁的威权政治即使能搞下去，到他下面的第三代时也要面临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合法性的问题将重新拷问这个政府 

　　当然这里可能还会有些例外，威权政治的延续时间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影响，比如：

　　1、当时民智的开发程度，如果绝大部分民众继续处于蒙昧状态，那么老袁开创的僭主政治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2、僭主们内部的规则，也就是组织伦理是否比较完善，如果僭主们的组织伦理非常完善，虽然他们无法说服民众对其权力的认可，但在体制内部能达成一致，保证了内部人的认可，那么老袁开创的僭主体制也能持续更久。
　　3、但不管技术性的统治技巧如何精妙，僭主政治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其最后归路却是已经注定了的。

　　结局已经决定，过程却是多样。

　　正是基于民国初年宪政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国的现实条件，孙先生后来提出了一条很明确的宪政之路，那就是军政，训政，宪政，政治家和书房里的空谈家不同，空谈家从来不会考虑事实判断，喜欢用价值判断来衡量一切，所以后来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指责国民政府的专制，他们不知道中国社会这个大系统的求解，根本没有最优方案可行，特定历史时期的必要之恶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只有稳妥的选择一种次优方案来达到帕累托效率的改进。我们再往后看北洋政府之后的国民政府，那么我们如何来审视这个政府呢？至少我认为：

　　国民政府本质上是一个精英威权政府，期翼通过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主导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将中国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型到现代文明，这个转型涵括了司法，政治，经济，文化等等。

　　...

　　我们的选择不多，只能退而求其次，建立一个威权政府，保守民众的消极自由，在训政过程中培育宪政土壤，培育市民社会，进而过度到宪政政府。KMT的政治理想之一原本就是要建立宪政，与主流文明的普世价值是重合的. 

　　对孙先生的这条宪政之路，目前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大加批判，来了个华丽丽的转身，拜军阀政治的码头，他们认为军阀们的联省自治才是中国的宪政之路。这种狂悖的伪理性僭越历史情景，在草纸上画图，真让人汗颜！那么军阀们的联省自治真的是中国的宪政之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1、从地缘政治看，当时的中国外部环境非常糟糕，面临俄罗斯与日本两大恶邻的巨大威胁，历史呼唤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对外部的挑战。当时陈炯明提出的所谓联省自治只是一个大小专制体组成的松散邦联体，存在太多的变数，各地军阀都有自己的私家军队 ，军队国家化这条起码的宪政原则就无法做到。当然如果外部环境缓和，也许经过100年的历史演进，可能会初具宪政规模，但更可能的是这个大小专制体组成的松散邦联体在30年代被日本各个击破，中国再次亡国，或者在俄罗斯的渗透下，内乱不已，分裂成几个国家。是国父的及时调整战略思路，才有后来的北伐和国民政府，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强大的中央政府，整合国家资源，避免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可能的一次亡国危机。

　　2、当时中国的经济及国家建设由于军阀割据而停滞不前。1928年前的民国，类似于霍布司的丛林状态，中央权威已经失落，形成地方割据局面，大小军阀互相厮杀，市场分割，币制不统一，各项法制建设或处于空洞或无法执行，商业活动之社会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且有限的社会资源大部分浪费在军事活动方面，国家建设严重滞后。而现代的市场化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来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促进交易效率，KMT的统一中国就是统一市场，统一币值，建立现代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的过程。

　　历史不能假设，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呜呼，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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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基对于中国的史料始终还是有所缺乏啊.他说毛最敬重秦始皇,其实不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不能从表面理解他们的话.其实毛说秦始皇的好话,主要都是在晚年,

　　大跃进到文革时期.以前毛经常表扬的人陈胜,吴广,是推翻秦朝的人,贾谊,写

　　过秦论的人,毛说这些人的好话比表扬秦始皇多的多.大跃进,文革后,有些人骂毛

　　是秦始皇,毛就转而说,秦始皇是伟大的,其实归根到底是给自己辩解.

四氟

..... 

　　老袁是个非常出色的技术官僚，论品质操守（我是在领袖级的政客这个动物群体中比较），见识，后来者能超过他的还真寥寥可数 。老袁的行政才能在当时恐怕无二，孙先生在这方面就相对差点，把孙先生排第一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孙先生是推翻帝制第一人，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有的人以武昌起义孙先生不在场为由，否定孙先生的历史功勋，但我们不能这么孤立的看待历史,在这种逻辑里,辛亥革命好像只是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那声枪响的时点上.事实上我们谈的辛亥革命是从革命力量的萌芽到壮大,到最后爆发的整个过程。国父当然是辛亥革命的首位推手，从兴中会的建立伊始，中国的政治变革形态便由传统型的打天下坐天下转向现代的普世价值诉求，是国父亲手点燃了这个火种，到后来同盟会的成立，这种现代型的变革力量越来越壮大，国父发动的无数次起义，撼动了满洲殖民专制政治的统治基础，其悲壮义举给沉睡的国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影响遍布全国，唤醒了国人的变革意识，直接影响到当时新军变革力量的转化。到最后已经成了燎原之势，此时的历史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一次偶然性的冲突事件就可能终结这个帝国的生命，谁在上面放最后一根稻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结局已经决定。所以那种以国父当时没有在场为由，否定国父的历史功勋的人，实在是体现了对历史认知的惊人愚蠢。 

　　第二，孙先生另外一大贡献就是他的现代宪政政治启蒙，孙先生的政治理想全部完整精确的体现在47年的宪法里头，47宪法的高度就是孙先生的高度。

　　我们再回到当年洪宪帝制的闹剧上来，说实话当年老袁废除临时约法，杀宋教仁，平息南方革命党的军事行动都算不上错。当然在KMT这边，发动2次革命，在道义上虽然没有什么不妥，但从政治策略来看，显然是不成熟的，以南北方军事力量悬殊，军事对抗，南方胜算太小，还不如保持力量，养精蓄锐。这次革命的后果就是导致KMT在南方的力量被连根拔除，老袁则拿到了最好的牌。

　　当时的中国局势和宪政土壤，搞那部临时约法纯粹是扯淡，完全是宋教仁先生书斋里的政治实践。政治就是在既定现状条件下的选择，那部临时约法完全变成了议会独裁，当时的枪杆子老袁最强大，中国还处于传统社会，民智基本没开发，莫说社会的平民，那些握枪杆子的武夫有几个懂得军队国家化等现代政治理念，他们只知道服从效忠自己的老板，而不是国家。想用一纸宪法约束一个专制传统还非常深厚的前现代社会的武夫这根本就是梦呓。

　　从技术的角度看社会的成功转型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主导。他必须保证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不因为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而陷入丛林状态中。所以辛亥之后最合理的历史逻辑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威权精英政府主导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2次革命在本质上是袁世凯的削藩之战，由于国父的失策，导致KMT在南方的势力几乎连根拔除。

　　2次革命之后，老袁迎来建政后的最好局势，此时的他，只要修改宪法，建立一个形式上的三权分立架构，大权独揽，如果觉得议员太吵，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操作，让自己的人进议会。这样，至少袁世凯的政府还能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假以时日，中央政府的权威就会慢慢树立起来，即使在日后袁世凯死后，由于法统道统都在，这样就能形成路径依赖，而不会导致军阀混战，最终慢慢过度到宪政政治。

　　替老袁计，当年削蕃之战后，就马上改组国会，以内乱的名义，将异议者从国会剔除，修改宪法，大幅缩小国会的权限，主要是修改立法机构对行政权的侵蚀这块，扩张行政权。比如议员的产生程序，设立考试院，归总统府管，考试院的人员由总统提名，主要由社会贤达，还有一些从地方军头砍下来养老的人组成，专门负责官员的考察及选拔，国会议员的50%，由考试院推荐，另外50%由地方政府推荐，如此就保证自己人在国会占多数，继承人机制，由总统提名2个，国会投票，得票多者通过。当然国会也不完全是橡皮图章,比如,国会的监察权就一定要保留，国会的立法权也必须要有,和总统共同分享,因为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全方位的,首先就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 。

　　对地方政府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实行军政分离，逐步削藩，正好借KMT大败之机，现在南方推行，进而全国。司法上，大理院(司法院),也是由总统提名,在大理院的设计上,还是必须朝司法独立的方向走,建立一个虽然不民主,但有法治的精英政治.

　　在地方治理这块，其实咱们有很好的优势，几千年以来，咱们的皇权只是到县一级，广大的乡村一直是乡绅自治的宗法社会，我们尊重这个制度，添加一些现代性的元素，比如乡镇行政长官的产生，可以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选举竞争产生，至于县一级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暂时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产生。省级行政长官的产生,则由中央的考试院提名,总统任命,地方的民意机构,可以由当地通过选举和其他方式结合产生.
　　通过如此一番技术操作，即保证了总统对中枢的控制，又让象征法统的民意机关继续存在，这样保证了政权的合法性外衣。

　　袁最蠢的问题就是做皇帝，一下子把自己的道统和法统搞没了，由于中央政府权威的失落，从此中国政治生态进入丛林状态，靠的是拳头说话。当然如果袁世凯能多活10年，通过纠错还是能避免后来的事情，谁知道老袁还来不及把政治拉入正常轨道就挂了。日后的军阀混战根本不是孙先生的罪过，而是政治生态逻辑的必然：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各地大小军头林立，大家都窥视中枢，导致政治纷争不断，最后只有靠枪杆子说话了。那些伪自由主义把后来的军阀混战怪罪到孙先生的头上，是对历史的无知。

　　当年老袁的洪宪帝制闹剧，莫说南方，就是北洋系也不拥护，倘若北洋系拥戴这场闹剧的话，凭北洋系的实力，十个蔡锷也给灭了。这只能说明，虽然共和观念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入人心，但帝制确实已经走进了垃圾堆，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新的法统，这个法统必须是披着现代性的外衣，哪怕你新瓶装旧酒也行，作为当权者，你的使命就是充当这个法统的守护神，塑造自己的统治权威和合法性。老袁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住，反而开历史倒车，最终为天下笑，袁项城君终究还是个传统士人，其眼界永远只能停留在传统里打转转。

　　而且以传统道德来看，老袁叛变清室，已是乱臣，今日颠覆共和，更是贼子，此等三姓家奴，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毫无道德力量，其统治权威彻底破产，遭到传统力量和新潮流力量的一起抛弃，老袁焉能不败？

四氟

　　同意。开启民智和民主共识是最重要的，无此基础的政治构建就是沙滩上的大厦。这方面，西方精英比中国精英做的好得多啊。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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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威慑和心理战胜

　　毛在掌握政权的当天夜晚就向世界宣誓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在新成立的人民政治协商大会上，毛把新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态度总结为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祥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激动ing。。。）

　　对中国来说，1949年宣称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有着大无畏的气概。当时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未发达的国家，没有足够强的军事能力把她的选项强加于世界各国，而他们都有着远胜于中国的资源，特别是技术。当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当时刚刚初试核爆）。在内战时期，美国曾在二战日本投降后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和武器到北方的城市以遏制共产党的军队。毛泽东的胜利打了华盛顿一记耳光并引发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论战。这至少在北京看来是有最终翻盘的企图。1950年，当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时，杜鲁门总统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大陆政府解放台湾就成了“犯罪”的实例。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同盟，并且最初可以作为战略伙伴平衡与美国的力量对比。但是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忘记一百年来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让俄罗斯占有了中国远东沿海省份和在满洲和新疆的特殊优惠，也没有忘记1945年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迫使蒋介石签署的划出中国北方领土为蒙古的协议。斯大林认为苏联是共产世界理所当然的老大，这一姿态与毛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和意识形态的长远景愿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还有边界之争。争论地区在喜马拉雅山麓下的一条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所界定的地区，它有125，000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整个宾夕法尼亚州或，用毛的话说，中国的福建省，此非区区弹丸之地也。

毛把这些挑战分为两类。在国内，他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实施他的继续革命事业。在国外，世界革命只是个口号，也许是个长期目标，但中国领导人现实地认识到除了意识形态手段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在国内，除了克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顽习，他几乎没有哲学境界上的客观极限。在外交领域，他确是相当谨慎的。

　　当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脱离了历史上中华帝国的版图，如西藏，新疆部分地区，蒙古部分地区和中缅边境地区。苏联在北部保持了她的影响圈，其中包括占领军和旅顺港的舰队。毛也像以前朝代的皇帝一样宣称中国的边境是史上最强大时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版图领土—台湾、西藏、新疆和蒙古，他实行中国式控制而且都成功了。内战刚一结束，他就派兵收复了意图分裂的地区，如新疆、内蒙古、最后是西藏。在这个意义上，台湾不是一个考验共产意识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尽管毛忍用军事手段，他对十九世纪“不平等条约”割让出去的的领土也宣称主权，如1860年和1895年割让给俄国的海参崴等远东领土。

　　至于对世界其他各国，毛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外交风格，即用意识形态力量和心理作用代替物质力量。它主要由中国中心论，加上一点世界革命的佐料，和传统的蛮夷外交管理手段调制而成。它专注于长期规划和运作，意图在心理上压倒对手。

　　西方外交家的常识观点认为中国从几十年内乱恢复过来后应该与大国修好，但毛戒饮此酒。他拒绝任何软弱的表现，采取挑战而不是迎合的态度，甚至拒绝与西方国家打交道。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用形象化的的语言概括了这一超然态度。新中国不会落入已有的外交关系俗套。她要“另起炉灶”。与新政权的关系要通过谈判逐个解决。中国要“打扫庭院待客来”，也就是说中国要先清除殖民影响再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她要用她的影响团结世界人民，鼓励发展中国家的革命事业。

　　外交传统学者会否定这种冷漠挑战性态度的可行性。但毛相信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对战略目标的冲击力。他通过对军事强权分寸拿捏准确的藐视达到与超级大国心理上平等的地位。

　　《演义三国》里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中国战略的经典例子。当时蜀国军师诸葛亮注意到强兵压境。如果出兵抵抗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如果投降，则对未来局势彻底失去控制。军师心生一计。他大开城门，自己坐在城头弹琴以待。在他的身后表现出城中正常的生活，没有一点恐惧或慌张的迹象。敌军主将把这种镇定解释为城中有伏兵，遂下令大军止进并撤兵。

　　毛对核战争威胁的令人心惊胆颤的藐视肯定在某些方面取材于那个传统战例。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得不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斡旋，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能力单独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若两个加起来将压倒中国。毛对付这一似乎不可逃避的绝望局势就是视而不见。他公开宣扬对核威胁无动于衷；事实上，他曾扬言他准备以牺牲几百万人的代价，甚至愿意以此为保证，换取共产主义胜利。毛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的保证几乎已经无法确定（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但毛确实成功地让世界相信了，这是信誉的终极考验。

四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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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国仍处于破坏和分裂之中。国共两党都企望中央权威。两百万日本士兵仍然留在中国领土上等待遣返。苏联承认国民政府，但一直保持另一选项，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在同一时间，它用巨大的和不请自来的军事力量冲进中国东北地区，以恢复他们昔日的殖民地宣称。北京对新疆脆弱的控制进一步削弱。西藏和蒙古已被吸引到半自治状态，分别与大英帝国和苏联的轨道对准 。

　　美国公众舆论同情战时的盟友蒋介石。但蒋介石执政着一个已经被外国占领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中国被视为组织战后世界的“五大国”之一，并被授予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其实，在五国之中，只有美国和苏联真正拥有权力进行这项任务。

　　随后，中国内战重新延续。华盛顿寻求用它的标准方案化解内战冲突，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并在随后几十年亦无起色。它敦促相互厮杀了二十年的国共两党组建联合政府。在1945年9月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陪都重庆召开会议，邀请蒋介石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谈。双方领导人都尽职尽责地参加了，但背后却摩拳擦掌准备着最终摊牌。

　　赫尔利会议刚刚结束，双方重新开始敌对行动 。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选择控制城市的战略，而毛泽东的游击军队以农村为根据地；每人都寻求用围棋战略包围其对手。在国民党呼唤美国插手的一片嚣嚷之中，杜鲁门总统派 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努力，以鼓励双方同意携手。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阵地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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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现代史，1949年前主要是蒋毛之争嘛。
　　重点记录学习1945年后国共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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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是中华民国政治家及军事家，字介石[1][2]，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人尊称先总统蒋公。祖籍中国江苏宜兴，生于清代浙江省奉化（现属宁波市[注 1]），逝世于台湾台北市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中华民国特级上将[4]、中国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亦是中国建立共和政体以来，第一个成功统一全中国，并同时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1]，生于湖南湘潭，逝于北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2]。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35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他逝世，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争议的最高领导人、中国人民的领袖[2][3][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革命实践，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被称作毛泽东思想[2]。

　　毛泽东是公认的世界革命领袖，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领导的革命将中国从近代以来反复的政治失败和外来侵略中挽救出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开始了中国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但中国在他主导的工业化和政治运动中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社会代价，他晚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巨大失误和悲剧。

　　毛泽东是世界现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毛澤東亦被視為是現代世界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46]《時代雜誌》將他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之一，與希特勒、史達林、邱吉爾、羅斯福等人並列。[47]

工程塑料

不错的文章，学到很多东西了，呵呵